再回来说阿德勒。 1925年我的论文《心理治疗和世界观》在他的《国际个体心理学杂志》上发表， 1926年又有一篇见报。同年，我参加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个体心理学国际会议，在会上做的主题报告和简要发言开始偏离正统的观点：我不赞同把神经官能症单纯看作一种实现目的的手段，而更倾向于用一种更加开放的视角去看待它，不单单将其视作一种单纯的“手段”，也定义为一种“表达”，也就是说，我希望不仅从工具性的层面，而且从表达性的角度去考察这一现象。
这是我第一次演讲旅行，在去程和回程时分别在法兰克福和柏林做了短暂停留。在法兰克福——真是难以置信，想想也蛮好笑的——我，一个21岁的医学院学生，受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的邀请做了一场关于生命意义的演讲，当时一大群年轻人挥舞着旗子，浩浩荡荡地从集合地点开拔，涌向演讲地，场面颇为壮观。在回程时，我又在柏林的个体心理学协会做了一次演讲报告。
1927年我与阿德勒的关系日趋紧张，与此同时，有两个人吸引了我的目光，他们的为人让我印象深刻，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对我影响颇深，他们就是鲁道夫·阿勒斯和奥斯瓦尔德·施瓦茨[1]。在阿勒斯的影响下，我开始在他的知觉生理学实验室里进行实验工作，而心身医学及一支医学人类学的创始人施瓦茨则接受我的邀请，为我给希策尔出版社写的一本书作序，可惜这本书却由于我在这期间离开个体心理学学会而未能付梓〔后来我将这本中途流产的书的主体思路整理成文，刊登在1939年的《瑞士医学周刊》（Schweizerische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上〕。在序言中，施瓦茨写道，我的这本书对于心理治疗的意义可以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对哲学的意义相媲美——而他确实也是这么认为的。
在这个时期，我终于看清了我身上的心理学至上主义倾向，这还算是马克斯·舍勒[2]的功劳，他的《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Formalismus in der Ethik）被我奉为《圣经》，一直带在身边。那时候，对我个人的心理学至上主义进行自我批判已刻不容缓。阿德勒的拥护者、那个睿智的波西米亚人亚历山大·诺伊尔邀请我到维也纳的一家文人咖啡馆“绅士庭”小叙，他首先跟我说，他已经看过我的一些手稿，觉得相较于马克斯·普朗克在解决意志自由问题上的尝试，以及格式塔心理学的创立，我的成就更具有优先地位。不过接着——还是因为我的那些手稿，他又言辞激烈地批评我是“精神的叛徒”。一锤定音！而我当然毫不退让地与他争论起来。
接着就到了1927年的那个晚上，阿勒斯和施瓦茨正式宣布退出个体心理学学会（其实二人这之前就已脱离学会）并公开发表声明。这次退出仪式在维也纳大学组织学学院的大礼堂举行，礼堂的最后几排坐着几个弗洛伊德的支持者，他们幸灾乐祸地观赏着眼前这场戏剧表演，欣赏阿德勒在这幕大戏中要如何自处——当年阿德勒声明退出弗洛伊德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而如今他也处在与当年的弗洛伊德同样的位置上。又是一次“独立”，而这几位精神分析派人士的到场使阿德勒饱受打击的内心变得愈发敏感起来。
阿勒斯和施瓦茨结束了他们的发言之后，会场的空气顿时凝固了——阿德勒会如何反应？我们不安地等待着。可是一反常态地，阿德勒未发一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场面变得尴尬起来。我和阿德勒都坐在第一排，他的一个女学生坐在我俩中间，他心里清楚，我和这位女学生都对他的学说持保留态度，最终，他转头看向我俩，讥笑道：“看，你们的英雄来了？”他的意思是，我俩不应该坐在这里畏手畏脚，而要勇敢地站起来表达自己的立场。
于是我不得不站起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明，个体心理学在何种程度上超越了心理学至上主义。此时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在我的敌人、那些精神分析学者面前，称施瓦茨为“我的老师”；这样，即便我一再申明，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退出个体心理学学会，因为个体心理学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心理学至上主义，也无济于事。我竭尽全力在阿勒斯、施瓦茨和阿德勒之间调停，却徒劳无功。
自那天晚上以后，阿勒斯便拒绝与我说话。每天晚上我走进喜乐咖啡馆，路过他的固定餐桌时，我向他打招呼他总是不理不睬，仿佛没看见一样。对于我没有无条件地站到他这一边，他终究是介怀的。
后来，直到我下决心离开个体心理学学会——虽然我仍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服自己这么做，他对我的态度才缓和起来。几个月后，我正式退出了个体心理学学会。
这次的离开对我影响很大。这之前我负责发行个体心理学杂志《俗世之人》（Der Mensch im Alltag）达一年之久，如今这份杂志自然也停刊了。此外，我也不得不离开我的论坛。在个体心理学圈子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没有因为我们在学术上分道扬镳而在生活中与我交恶，在此，我怀着感激之情缅怀几位逝者：埃尔温·韦克斯贝格[3]、鲁道夫·德雷克斯[4]，以及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女儿亚历山德拉。
不过从那以后，我就不会为别人的此类说辞而困扰：意义治疗仅仅是“阿德勒派心理学中发展最好最成熟的理论”，它并不是一个自成一派的研究方向，也无须为它单独命名。我已经想好了如何应对这种说辞：除了阿德勒本人，谁还有资格判定，意义治疗是否属于个体心理学？而阿德勒已经说过，我被赶出个体心理学学会了，要说话算话。
[1] 鲁道夫·阿勒斯（Rudolf Allers）和奥斯瓦尔德·施瓦茨（Oswald Schwarz）是著名个体心理学家，后因其人类学主张无法在学会中得到认同而退出了个体心理学学会。——译者注
[2] 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 1874—1928），德国哲学家，他创立了“质料的价值伦理学”（materiale Wertethik），发展了自己的文化社会学，是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奠基人。——译者注
[3] 埃尔温·韦克斯贝格（Erwin Wexberg）， 1889年2月12日生于维也纳，发表多篇关于心理治疗和神经病学的论文，出版多部关于个体心理学的著作〔《个体心理学概述》（Inpidualpsychologie: eine 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译者注
[4] 鲁道夫·德雷克斯（Rudolf Dreikurs， 1897—1972），奥地利教育家、心理学家，阿德勒的挚友，个体心理学重要代表人物，在芝加哥、里约热内卢和特拉维夫创建阿德勒学会，代表作有《孩子：挑战》（Kinder fordern uns heraus）、《教室中的心理学》（Psychologie im Klassenzimmer）。——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