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个体心理学学会后，我关注的重心从理论转向实践。我先是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青少年咨询中心，后来又依照这一模式在其他六个城市也建立了这一组织，奥古斯特·艾希霍恩[1]、埃尔温·韦克斯贝格以及鲁道夫·德雷克斯等人都被我聘请为中心的名誉顾问，此外，夏洛特·比勒[2]还免费在家中接待寻求帮助的青少年。 1930年我首次在学校毕业季期间组织了一次专项行动，效果明显，维也纳多年来首次无一例学生自杀记录。
国外开始对这项工作表现出兴趣，于是我被邀请去各地做这方面的讲座。在柏林我结识了威廉·赖希[3]，他对我的青少年咨询工作很感兴趣，于是一连几小时开着他那辆敞篷车，带我在柏林市区闲逛，一边兜风一边和我讨论我在咨询中心里遇到的各类性问题。此外，我还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学术圈子里做了演讲，并在布拉格结识了奥托·珀茨尔[4]，后者后来来到维也纳，成为瓦格纳—尧雷格[5]的接班人，被我引为终身的良师益友。
在我看来，珀茨尔是除了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之外的另外一位天才人物，而且他也完美地继承了天才们丢三落四、不拘小节的毛病。下面这件事是千真万确发生在他身上的：有一天他来我的诊所，走进我的办公室后，他把伞（这把伞他平日里一直随身带在身边）顺手挂在衣架，就跟我聊起某个病例。过了一会儿，他起身告辞，我送他出去，没多久他又折返回来——他把伞落在我这儿了，于是他取了伞，再次离开。这时我突然发现，他错把我的伞拿走了，连忙喊他：“教授，你拿的是我的伞！”
“抱歉。”他说，又回来拿走自己的伞。他走后，我才发现他没把我的伞还回来，于是不得不再次跑出去喊他：“教授，您怎么把两把伞都拿走啦？！”
于是他又一次道歉，第三次回到我的办公室，这一次，他终于正确地拿走了自己的伞！
那一次，我受德国青少年救济中心的玛格丽特·罗勒（Margarete Roller）女士邀请，在布尔诺做讲座，讲座结束后大家一起去饭馆吃饭，罗勒突然若有所思地说，她想起来，几十年前她曾经跟我父亲在青少年救济方面有过合作，现在她又在和这人的儿子合作同样的事情！
当年我父亲和约瑟夫·玛利亚·冯·贝尔恩赖特部长共同建立了儿童保护和青少年救济中心，在青年时的我眼中，没有什么比这方面的事情更无聊的了，直到现在经玛格丽特的提醒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也同样在做青少年救济方面的事情——不过是从心理层面罢了。
简单地用过餐后，我与大家匆忙告别——我得赶紧飞回维也纳去。想想吧，那是1930年！我坐的是一架四人座的小飞机，里面却只有我一个乘客，而我必须先在机场称重，以确定小飞机能否负荷得了。那时候飞行员的驾驶舱还是露天的，不像现在是一个密闭的空间。不管怎样，那次坐飞机——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对我来说还是相当刺激的。不过当时这也是无奈之举，我必须赶回维也纳去给一所业余大学上课——我从1927年开始就在那儿教课了，那还是第一次在维也纳的业余大学开设心理保健课程。
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我当时为了引起女孩的注意而经常耍的一个小花招——因为单凭长相我可办不到。假如我在舞会上认识了一个女孩，我会很兴奋地向她介绍，我特别喜欢去业余大学听一个叫弗兰克尔的人讲课，讲得特别棒，建议她一定要去听一下——当然她很乐意随我去听课。于是我们在某天晚上一起来到齐库斯街上的一个中学的大礼堂里——这是因为这段时间以来弗兰克尔的课最受大家欢迎，听课的人很多——出于谨慎考虑，我选择礼堂前排的一个角落位置坐下，接下来，大家能够想到，当这个女孩看到和自己一起来的同伴突然站起来，在大家的掌声中走上讲台，内心会是多么的惊讶了吧。
我不但常年在业余大学授课，还定期为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的一些组织做讲座。每次讲座最后，我都会解答几个听众用纸条递上来的问题，上百场讲座下来，这些积累的问题，连同我在青少年咨询中心里与上千位咨询者的交流所得一起，形成了一笔宝贵的经验财富。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珀茨尔第一次应该也是唯一一次给我开了红灯——他同意了自己医院里心理治疗科主任奥托·科格雷的请求，让当时还是医学院学生的我（我当时还没拿到博士学位）自主地开展心理治疗工作。这时，我努力忘记学到的精神分析和个体心理学的理论知识，转而从患者身上学习：我仔细倾听患者的谈话，想从中了解，他都做了些什么，使得自己的情况开始好转的，我开始即兴发挥。
这样一来，我打起十二分精神注意患者对我说的话，却总是忘记我给对方说了些什么，所以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听我的患者告诉我，他是如何使用“矛盾意向法”来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的——当然，我正式提出并使用这一概念是很久以后的事了，第一次提出应该是1939年在《瑞士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档案》（Schweizer Archiv für Neurologie und Psychiatrie）上——于是我问对方，他如何会想到这个主意，却总会听到对方用惊讶的语气说：“这都是您上次告诉我的呀！”噢，我居然把我自己的“发明”给忘记了！
[1] 奥古斯特·艾希霍恩（August Aichhorn， 1878—1949），奥地利教育家、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教育学创始人。——译者注
[2] 夏洛特·比勒（Charlotte Bühler， 1893—1974），德国女心理学家，她在30年代将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学家召集起来，成立维也纳学派，开展发展和智力测试。——译者注
[3] 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 1897—1957），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他尝试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论结合起来，同时对恐惧和性进行生物学、心理学的研究，对60年代的反暴力运动产生重要影响。代表作有《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Die Massenpsychologie des Faschismus， 1933）、《性革命》（Die sexuelle Revolution， 1945）、《性格分析》（Charakteranalyse， 1933）。——译者注
[4] 奥托·珀茨尔（Otto Pötzl， 1877—1962），精神病科医生、神经病学家。——译者注
[5] 尤利乌斯·里特尔·瓦格纳·冯·尧雷格（Julius Ritter Wagner von Jauregg， 1857—1940），奥地利心理学家，他的以疟原虫接种来治疗麻痹性痴呆的研究使他获得了1927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