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我和弗里茨·维特尔斯[1] （他为弗洛伊德写了第一本传记）、马克西米利安·西尔伯曼（Maximilian Silbermann）共同创建了医学心理学学会，我当选为副主席。西尔伯曼任学会主席，此后他的继任者为弗里茨·雷德利希[2]、彼得·霍夫施泰特尔[3]。学会聘请的顾问包括弗洛伊德、席尔德以及其他在20年代维也纳的心理治疗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们学会中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 1926年我在此做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意义治疗”（Logotherapie）的概念，而它的另外一种说法“存在分析”（Existenzanalyse）直到1933年我才开始使用——那时候我的理论成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体系了。
1929年我提出区分三类不同的价值的构想，也就是为我们的生命——从出生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呼出最后一口气为止，赋予意义的三种途径，具体来说，它们是：我们的行动，我们创造的作品，以及我们的经历、际遇和爱。即使在无法改变的残酷命运面前（比如说得了不治之症，某种不宜手术的癌症等），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获取生命的意义——通过展示最为强大的人性，即把苦难转化为人类成果的能力。
众所周知，沃尔夫冈·索切克（Wolfgang Soucek）将意义治疗称之为“维也纳第三心理治疗学派”。有人会说，这个学派的创始人真是恰好印证了海克尔的生物发生基本律——“个体发育是系统发育的简短而迅速的重演”：我曾亲身经历过维也纳第一、第二心理治疗学派，简短来说， 1924年，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鼓励下，我在他主编的《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一年之后，也就是1925年，我又在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主编的杂志上发表了另外一篇论文。可以说，我亲身参与了心理治疗学的发展，不过与此同时，我又在某些方面比其他人先行一步。就单说“矛盾意向法”（Paradoxe Intention）吧，早在1929年我已经在实践中使用这种方法， 1939年这个概念出现在我的书中；那些行为治疗领域的优秀专家们不厌其烦地指出，相较于60年代发展起来的以学习理论为指导的治疗方法，我的矛盾意向法早在几十年前就已提出了类似的思路。至于说，在我1947年出版的《实用心理治疗学》（Psychotherapie in der Praxis）一书中详细介绍的性功能障碍的治疗技术，在70年代被马斯特斯和约翰逊[4]打造成“全新的”性治疗方法，在此恕不赘述。
我没有贬低行为治疗的意思，事实上，它与精神分析以及与推崇心理学至上主义的个体心理学的斗争，已经替我火中取栗了。而当维也纳第一、第二心理治疗学派彼此势同水火、陷入无休止的论战之时，第三学派站在远处隔岸观火。我很庆幸，意义治疗从不主动批评别人的观点，从而聪明地避免与其他学派产生冲突。
在《追寻生命的意义》一书的序言中，高尔顿·奥尔波特[5]将意义治疗称为“我们这个时代心理学最重要的时刻”。胡安·巴蒂斯塔·托雷略（Juan Battista Torello）则认为，意义治疗是心理治疗历史上最后一个真正的体系。我想说，如果意义治疗真的做到了这些，那么它是与斯丛狄[6]的宿命分析（Schicksalanalyse）共同携手做到的——后者如今已经是高度系统化的理论了。当然，前提是，人们能够像我和斯丛狄那样并肩携手站在如此不同的层面之上。我个人认为斯丛狄测试是一个很可爱的社会游戏，仅此而已。
托雷略有一次说过，我会因为治好了我们的世纪之病——世纪之交以来人们内心普遍的空虚感，而将自己的名字写进精神病学历史。确实如此，我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才提出意义治疗理论的。
如果有人问我提出意义治疗理论的最终原因和最深层的根源是什么，我会只说一点，这一点是促使我提出这一理论并激励我毫不懈怠地做下去的根本动力，它就是：出于对那些深受时代不正之风影响的受害者的深切同情，我们这个时代充斥着极不负责的玩世不恭风气，这种风气在心理治疗领域——这个肮脏的行业中大行其道。我这里说“行业”，是因为它已经被商业化，而“肮脏”指的是学术上的污浊之气。如果坐在你面前的人，不仅深受自身精神疾病的折磨，还是心理治疗的受害者，那会多么令人揪心。实际上，同这种心理治疗中的（由心理学至上主义出发而形成的）去人格化、非人道主义的倾向进行斗争，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我的整个研究工作之中。
在实践中，意义治疗发展出一些具体的治疗方法，除了已经被大家所熟知的“矛盾意向法”之外，还有“公分母法”（Technik des gemeinsamen Nenners）。关于后者，我想起如今业已成名的女作家伊尔莎·艾兴格尔[7]，她当年还是医学院学生的时候曾找我做过咨询——我猜是汉斯·魏格尔介绍她过来的。她当时正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内心极度纠结：是应该把自己已经动笔的一本小说（正是这本小说日后让她一举成名）继续写下去并且为此暂时中断学业，还是将其搁在一边心无旁骛地继续读书。我与她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最后得出结论：与推迟小说创作相比，暂时中断学业、创作结束后再继续所带来的麻烦会更小些。这里两种选择的公分母就是：如果它中断了，会有什么后果？
至于说到矛盾意向法，我有一次还利用这种方法躲过警察的罚单呢。那次我开车，在黄灯的时候闯过十字路口，这时一名藏在角落里的警察走出来，我只好把车开过人行道，停在路边，一下车，我就对着那位威风凛凛地朝我走来的警官先生深切忏悔，把自责的话语一股脑儿全倒出来：“您太对了，我怎么能这么做呢，这绝对不可原谅，我没什么好辩解的。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这么做了，我会吸取这个教训的，不过这种行为一定要受到惩罚才行……”
这名警察尽力让我平静下来，他安慰我，每个人都会犯这种错，并且他坚信，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这么做了。
好了，言归正传，再回到我的精神病学的学习和漫游时代吧，具体说，是我离开个体心理学学会之后的那段时光。
[1] 弗里茨·维特尔斯（Fritz Wittels， 1880—1950），神经病学家、精神病科医生、精神分析学家。——译者注
[2] 弗里茨·雷德利希（Fritz Redlich， 1866—1930），以他命名的“雷德利希现象”指的是癫痫和癔症发作时的瞳孔变化现象，他在神经病学的多个领域均有著述。——译者注
[3] 彼得·霍夫施泰特尔（Peter Hofstätter， 1913—1994），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将以实验和实践为依据的研究方法重新引入德国的心理学研究中。——译者注
[4] 威廉·马斯特斯（William Masters， 1915）和弗吉尼亚·约翰逊（Virginia Johnson， 1925），是美国研究性学的科学家。——译者注
[5] 高尔顿·奥尔波特（Gordon W. Allport， 1897—1967），美国心理学家，人格心理学的奠基人，代表作有《偏见的本质》（The Nature of Prejudice， 1954）。——译者注
[6] 利奥波德·斯丛狄（Leopold Szondi， 1893—1977），匈牙利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译者注
[7] 伊尔莎·艾兴格尔（Ilse Aichinger）， 1921年11月1日出生于维也纳，奥地利女作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