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里，我一直在焦急地等待去美国的签证，最后，就在美国宣布参战前夕，我终于接到书面通知，让我去美国领事馆办理签证。那一刻我却愣住了：难道我要扔下我的父母单独离开吗？我清楚他们将面临怎样的命运——被遣送到集中营。我要跟他们说声“再见”，然后把他们扔在这里听天由命吗？这签证可只是给我一个人的！
我犹豫不决地走出家门，在外面漫无目的地溜达，心想：“这应该就是那种典型的急切祈求上天给予启示的情景了吧？”回到家，我一眼就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小块大理石残片。
“这是什么？”我问父亲。
“这个？啊，这是我今天在那个被烧毁的犹太教堂的废墟里捡到的，它是一块刻有戒律的大理石碑的残片。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它上面的这个希伯来字母是出自十条戒律中的哪一条，因为只有一条戒律是以这个字母开头的。”
“那是哪一条呢？”我接着问。
于是父亲告诉我答案：“当孝敬父母，让你的日子在上帝所赐你的土地上得以长久。”
就这样，我留在了上帝赐予我的这片“土地”，留在了父母身边，任由签证过期——这就是那一小块大理石残片的故事。
也有可能，其实我在内心深处早已经做了决定，我所获得的“神谕”实际上是内心良知的回音。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投射测试，如果其他人处在我的位置上，说不定在他眼中这块大理石只是普通的由碳酸钙构成的物质——不过如果说这是一个投射测试的话，那么这算不算是他“存在的空虚”（das existentielle Vakuum）的投射呢？
说到这儿，我还想提一下，这之后不久，我的心理治疗技术还使得我和父母被遣送进集中营的时间往后推迟了大概一年。那天早晨，我被电话铃声吵醒，打电话的是盖世太保——国家秘密警察，他通知我要在几点几分到他们的本部集合，我问：“我需要带一套换洗的衣服吗？”
“当然。”对方回答。这就表示，我将不会再回来，而是被直接送去集中营。我去到那儿，一名党卫队成员对我进行审讯。他问我一个潜逃出国的间谍的具体情况，我回答说我虽然知道这个名字，却从来没跟他接触过。接着他又问道：“你是一个心理治疗师？你知道怎么治疗广场恐惧症吗？”于是我给他解释了一下。
“我有一个朋友得了广场恐惧症，我应该怎么帮助他？”
我回答：“你告诉他，他一感到害怕，就对自己说：我不是害怕在马路上跌倒吗？好极了，这正是我希望的：我跌倒了，马路上的人都围上来，还不止这些，我被撞伤了，我的头撞破了，心脏停止跳动，诸如此类。”总之，我告诉他，如何——在“他的朋友”身上使用“矛盾意向法”的治疗技术。其实我早就猜到，他说的这个人就是他自己。
这个（间接的）意义治疗应该是起到效果了，否则我无法解释，为何这之后我和我的父母没有直接被送去集中营，而是又在维也纳多待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