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罪责”（Kollektivschuld）的说法无疑是错误的，一直以来，我坚定地站在反对集体罪责这一边。在我的一本关于集中营经历的书中——这本书的英文译本仅在美国销量就达900万册，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我最后所在的那个集中营的长官是一名党卫队成员，集中营解放后有消息证实，这名长官经常暗地里自掏腰包，拿出数目不少的一笔钱去附近的集市上为集中营里的犯人买药！在集中营解放之前这件事只有营地的医生（他也是一名犯人）一人知道。
“这个故事还有后续：集中营解放后，营地里关押的犹太犯人将这位长官藏了起来，不让攻进来的美军找到，并对美军指挥官宣称，只有对方承诺不伤害这位长官一根汗毛，他们才把他交出来。美军指挥官用自己的职衔保证，绝对不伤害这位长官，这样大家才把他带到指挥官面前。指挥官让这位党卫队成员继续管理集中营，于是这位长官便发动周围村子里的村民募捐，为我们筹集食品和衣物。”
1946年的时候，大家还不太会像我这样站出来反对“集体罪责”，更不用说主动为纳粹分子说话了，所以我经常受到一些组织的批评。那时候我还让一个同事躲在我的家里，他曾经获得某个希特勒青年荣誉奖章，当时国家警察正在搜捕他，送他接受审判，而审判结果要么是无罪释放要么是死刑。这样一来，我就保护了他没有被当局带走。
有一次我在法国占领区演讲时，还当着法军指挥官——一名将军的面，反对“集体罪责”的说法。第二天，一位大学教授过来找我，他曾经是一名党卫队军官，他含着泪问我，为什么我竟然这么有勇气，公开反对这样一种笼统的群体性指控。“您不可以，”我说，“您如果这样说可能是在为自己辩护。可我是进过集中营的，是编号119104的囚犯，所以我可以这么做，因此我也就必须这么做。我没有您这样的嫌疑，这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