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集中营的时候就对自己说，一旦我回到维也纳，就第一时间去找珀茨尔，获释后我真的直奔他那里去了。由于这之前我就获悉，我的第一任妻子已经命丧黄泉，所以在这位我非常尊敬的师长的臂膀里，我走出集中营以来第一次痛哭流涕。可是我却无法为他做些什么：就在那一天，他由于纳粹分子的身份被永久革职。尽管如此，他仍然同我其他的朋友一样挂念着我，生怕我会自杀。皮特曼拉着我在一张空白的表格上签字，然后他自己将这张表格变成一份主治医生职位的申请书，于是接下来的25年里，我一直担任维也纳总医院神经科主任。
我刚回到维也纳没几天，便去拜访了我的老朋友保罗·波拉克（Paul Polak），告诉他我父母、兄长以及妻子的死讯。我还记得，我说着说着便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保罗，我必须得承认，当太多事情一下子朝一个人袭来，当一个人经历了太多考验，就必须得找到一个意义作为支撑。只能这么说，我感觉，好像有什么事情在等着我去做，好像我必须去做些什么，好像我是注定为什么东西而生的。”哭完之后，我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人会比忠诚的保罗·波拉克更加懂我，即使他当时只是沉默地倾听。
接任珀茨尔担任精神病医院院长的奥托·考德斯（Otto Kauders）建议我，重新撰写《医生和心灵》的第三稿作为该书的终稿，并以此取得在大学执教的资格。这是对我来说唯一有意义的事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我毫不停歇地口述，三个速记员轮流值班，将我口授的内容速记下来并用打字机打出。屋子里没有暖气，空荡荡的没有几件家具，窗框上贴着一些厚板纸权当玻璃，我每天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将涌动在内心深处的想法口授出来——这些话语就像自己直接从我脑子里蹦出来一样。我边说边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踱步，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有时我筋疲力尽，一下子瘫坐在扶手椅中，泪流满面。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世界里，那些在痛苦的清明中向我奔涌而来的思想，化作滔滔不绝的话语，从我的口中冲出……
1945年，我还用9天时间口述了一本介绍集中营经历的书——《追寻生命的意义》，这本书后来在美国销量近千万册。在我口述时，我就决定将这本书匿名出版，以便能够更坦率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这本书第一版的封面上并没有我的名字——后来，我的朋友极力劝说我在这本书上署名，不过那时它早已下厂印刷了。最终，朋友们还是说服了我，我决定勇敢地直面现实。
或许正是因为我在写这本书时明确地告诉自己，这本书会匿名出版，不会给我带来什么个人的成就，才使这本书一跃而成为畅销书的，这真是绝无仅有的奇事啊。它5次被评为美国高校“年度最佳图书”，并且被大多数高校列入必读书目。
美国堪萨斯州的贝克大学将这本书列入教学计划，用3个学年的时间处理书中的主题。我知道有一家特拉普派修道院，僧侣们每天中午灵修时都会诵读一段书中的内容，还有一座天主教堂在星期天做弥撒时也会如此。我认识一些修女，她们将我书上的一段话印在为教会学校的女学生制作的书签上；我还知道一位大学教授，他给哲学专业的学生布置的作文题目是《如果苏格拉底和弗兰克尔同时被关押在一间屋子里，他们会说些什么》。
我十分惊喜地看到，美国的年轻人纷纷被我的书所打动，至于他们为何如此，却不好解释。在高尔顿·奥尔波特（他还为我的这本书作序）的推动下，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版本中，除了原有的集中营经历的叙述之外，还引入了意义治疗的理论作为该书第二部分。可以说，后一部分是在总结前面集中营经历的基础上升华提炼的理论结晶，而前一部分又为后面的理论提供了现实的事例佐证，二者相互独立，却又互为支撑。
这一独具匠心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该书的影响。有一次，我为别人在书的扉页上题词，是这么写的：“用自己的鲜血写作实属不易，然而却最能写出精彩。”美国旧金山那座臭名昭著的圣昆丁监狱中，一名犯人在监狱创办的《圣昆丁新闻》中如此评价此书：“弗兰克尔就像他书中所写的那样活着。”
让人感到庆幸和鼓舞的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还有一本书无须借助宣传和舆论压力的“造势”就能取得如此的影响。如果当初它直接落到出版商手中，可能压根儿就不会出版。而它之所以能够获得今天的声誉，完全是奥尔波特的功劳——当初这本书的版权以200美元的价格转让出去，兜兜转转从一家出版商到另外一家，终于在它的最后买家手中做成一笔大生意——书各有命。至于《医生和心灵》一书，二战结束不久一家美国的官方机构去欧洲考察，准备选取一些有价值的图书翻译成英语，当时整个奥地利仅此一本入选。
甚至还有一些欧洲的出版社，在出版我的书时也会闹出笑话。一家葡萄牙的出版商曾写信给我，希望将我的《追寻生命的意义》一书译成葡萄牙语出版，于是我不得不回信提醒对方，早在几年前这本书就有葡萄牙语版本了，看来之前的出版社对我的书宣传力度不够，大家还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呢。还有一家挪威的出版社有一天通知我，我的某一本书无法在当地出版了——它几年前就由其他出版社出版了。
在美国，出版社会得到国家的补贴，因此不必担心书卖不出去造成财政亏空。可即便如此，我的作品直到10年之后才被纽约著名的克诺夫出版社接手出版。从商业的角度讲，克诺夫出版社不会后悔自己的决定——1945年我把自己头两本书的手稿交给它时，做梦都不会想到它们在海外会如此受欢迎（我的书已被译成包括日文、中文、韩文在内的24种语言）。对于我个人来说，最神圣的事情莫过于，我可以把《医生和心灵》的手稿终稿亲手交到我的第一个出版商——弗朗茨·多伊蒂克（Franz Deuticke）出版社那里（弗洛伊德的作品也是最先在那里出版的）。
至此，维也纳第三心理治疗学派——意义治疗，正式成立。按照J. B. 托雷略的说法，它是心理治疗历史上最后一个全面系统化的体系。事实上，我一直在寻求一种尽可能清晰的表述，我努力将我的语言打磨得如水晶般晶莹剔透，让人一眼就能看到它们背后闪闪发光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