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口才很好，却并不善于将自己的想法付诸纸面，因为这一点，我牺牲良多。尽管我酷爱登山，却不得不在无数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枯坐在家中写字台旁，凝神打磨我的书稿。
好在有我的妻子陪在我身边，帮我分担这一切。可以说，为了我的事业顺利起航，艾丽所付出的牺牲甚至更甚于我——牺牲与自制。她不仅是我的得力助手，还在写作中向我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我在用头脑写作，而她却是用心，或者就像雅各布·内德勒曼教授有一次特别诗意的表述，在整个演讲旅行中她始终如影随形地陪伴着我，“就像伴随着光的那片温暖。”
在我写书的过程中，有时候一页的内容我要推翻重写10次，有时候一句概念性的表述要花费3个钟头。每次我口授写作，便一头扎进我的书里，全然忘记周围的一切，再抬起头来，已不知今夕是何年，所以也会有这样的情景：我躺在床上，旁边放着我的口授录音机，我手里拿着话筒，滔滔不绝地口授，对于艾丽的提醒——我们必须半个小时内赶到火车站无动于衷。艾丽轻手轻脚地进来，再次提醒我要抓紧时间，那时我还完全沉浸在口授写作中，于是我说：“艾丽，逗号，请帮我放洗澡水，叹号！”直到艾丽抑制不住放声大笑，我才反应过来我刚才在用口授的语气跟她说话呢。
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很喜欢圣·埃克苏佩里说的一句话：“完美不是指再没有东西能增加进去了，而是指再也不能拿走一样东西了。”
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也取决于一个理论的系统特征，以及它应用于医疗实践的方法意识。我的许多听众和读者对我说，他们其实已经在无意识地使用意义治疗了，从这儿可以看出意义治疗的有效性，同时也说明，将一项技术——比如矛盾意向法，置入一个系统中，使其成为系统下的一种方法，是多么正确而重要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意义治疗理论具有优先地位，而从实践方面来说，则早已有人走到了前面——早在1939年我在《瑞士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档案》上发表论文第一次描述这一技术之前，就已经有人将其应用到治疗中了。在《实用心理治疗学》一书中，我详细介绍了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当然这其中亦不乏未成体系、勿论方法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