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意义治疗所取得的成绩，我没有什么好庆贺的，就像那次我受邀去梵蒂冈接受教皇保罗六世的特别接见时所说的：“其他人只看到我做了什么、获得了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幸运地得到了什么，然而此时此刻我却清楚地意识到，还有什么是我本就应该且必须去做却尚未完成的——上帝的眷顾让我走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门，得以在这世上继续活了50年，而我必须回报这份眷顾，做点什么。”
对于教皇的这次接见，我在这里想多说两句。我妻子陪我同去，我们两个都对当时的情景印象极为深刻。保罗六世先是用德语问候我们，接着用意大利语与我们交谈，一位神职人员在旁翻译。他称赞了意义治疗，认为它不仅对于天主教，而且对于整个人类都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他还高度评价了我在集中营里的表现，不过说实话，我根本不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怎样做才是正确的。
后来我们起身告辞，朝门口走去，就在这时，突然听到教皇在身后用德语对我——这个来自维也纳的犹太神经病学家，一字一句地说道：“请为我祈祷！”
这是多么令人感动、多么令人震撼啊！后来，我每每想起此事，总是会说，从教皇身上可以看到一种挣扎在无边黑夜之中的痛苦，在黑夜中他只能凭自己的良心做出决定，尽管他自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决定不仅会让他自己饱受责难，而且会将整个天主教会置于不利的境地。可是他别无选择，无数个无眠的黑夜雕琢了他的面容。
再回到本篇开头所讲的，我十分清楚我的努力仍有力有不逮、无法企及之处，这也就形成了意义治疗的片面性。然而这种片面性是无法避免的，克尔凯郭尔曾说，我们所做的修正势必是片面的，而且是“完全片面的”。或者，正如我1961年在第五届世界心理治疗大会的闭幕式上以大会副主席的身份发表闭幕演说时所说：“如果我们得不到一个绝对真理，那么就必须满足于多种相对真理之间的相互修正，并且有勇气去面对片面性。在心理治疗领域那些交织在一起的纷繁的多重旋律里，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走向某种片面性，且对这种片面性了然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