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的事

本来我有一个使用五号电池的数码相机的,可惜没用几天就坏了。没有相机,固然错过了许多令人惊叹的镜头,但进城修理的代价也令人惊叹。权衡一番,便一直塞在马鞍下再没管过它。

没有相机的日子里,我常常面对一幕幕美景发呆。有时在家门口煮脱脂奶,长时间手持锡勺在腻白的大锅里一圈一圈地搅啊搅啊,单调、宁静。突然一抬头,就看到一生中所见过的最美的云,如天鹅羽毛般一丝一缕拂过冰凉光滑的蓝天……那种时刻,难免会因没有相机而难过,而孤独。

还有一次,天空被一大片云蒙得紧紧的,却正好在头顶正上方的位置绽开一洞。于是,一汪巨大的圆形蓝天停止在那处,像是立刻会有湛蓝冰冷的液体倾泼下来。

还有那些深陷在碧绿山坡半腰上的羊道,纤细而深刻,十几条、几十条,甚至上百条并行蜿蜒,顺着山势如音乐般熨帖地起伏扭转,整面山坡鼓荡着巨大而优美的力量。

还有暮归的山路上迎面遇到的一头牛,浑身漆黑,唯有额头正中嵌一块雪白的毛皮,呈完美的心形图案。

还有阴天里雨水初停的时刻,沼泽里的圆形叶片密密地挤生,每一片叶心都珍藏一颗完美精致的水珠,每一颗水珠都刻录了眼前完整的绿色世界。放眼望去,满眼明灿灿的绿意。又因为是阴天,无强光的反射,这绿意只郁结在低处,绿得欲罢不能。

还有很早就开始挤奶的那些傍晚时分,我赶着一头鼻子湿漉漉的小牛上山,看到黄衣的卡西亭亭玉立地站在视野高处的天空下,骑马的海拉提沿着山脊向她缓辔行去。在他俩身后,是一大团占据了整面天空三分之一面积的云朵的侧面,像一座银子般熠熠生辉的空中岛屿。

有相机又能怎样呢?我又能重现些什么,留住些什么呢?有相机的时候,我和这个世界隔着一架相机;没相机的时候,隔着的事物则更为遥远,更为漫长。

我永远也不曾——并将永远都不会——触及我所亲历的这种生存景观的核心部分。它不仅仅深深埋藏在语言之中,更埋藏在血肉传承之中,埋藏在一个人整整一生的全部成长细节之中。到处都是秘密。坐在大家中间,一边喝茶,一边听他们津津有味地谈这谈那……我无法进入。我捧着茶碗,面对着高山巨壑。不仅仅是语言上的障碍,更是血统的障碍,是整个世界的障碍。连手中这碗奶茶,也温和地闭着眼睛,怜悯地进入我的口腔和身体——它在我身体的黑暗中,一面为我滋生重要的生命力量,一面又干干净净隐瞒掉关于生命的一些关键部分。

我亲眼所目睹的这些,与其说是自然的呈现物,不如说是遮蔽物。我过不去。大山巨壑,我并非缺少工具,也非时间不够,而是根本就没有入口,彻底没有入口。

对我来说,最寻常、最单调的日常生活也如大海般深不见底。斯马胡力赶羊时发出的各种吆喝声,羊能听懂,我却听不懂。班班认得自家的牛羊,若有别人家的牛靠近我家的盐槽,就吠叫着冲过去把它赶开,而我非得走近了仔细辨认烙在牲口耳朵上的标记。

我太过懦弱,无力承担。每当我面向一幕陌生而惊心的情景时,举起相机,更像是躲藏在相机这样一个掩体之后。我不敢直视,像是一个说过谎的人。

所谓的“孤独感”,总是尴尬又悲伤的。然而不止这样,也不只是我。面对这样的时代,面对外部世界的喧嚣节奏,眼下这个民族又何尝不孤独呢?当我经过广阔无垠的春秋牧场,经过一间局促简陋的泥土小屋,看到电视天线寂寞地伸向蓝天(那天线只是一根细长的木棍支起一张破旧的铝锅蒸箅)。我走进屋里,看到阴影中的人们紧围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电源来自门外一块一尺见方的太阳能电池板)。我看到电视上布满雪花点,画面因信号不稳抖动不止,但还是能看清画面中展示的那个家庭极富有,家居富丽堂皇,庭院整齐考究,主人公清洁又悠闲。我又看到屏幕前所有的面孔都安静、认真,所有眼睛滋味无穷。年轻人向往着,年长者则惊奇而赞赏。这也是相机难以记录,无法说清的。

更多更宽广更强烈的冲击,是再偏远的角落、再执拗的心灵也无从回避的。流行哈语歌中花哨的装饰音,年轻人服饰上夸张而无用的饰物,孩子香甜地吸吮着的“娃哈哈”,深山小道边遗落的垃圾食品包装袋……世人都需平等地进入当下世界,无论多么牢固的古旧秩序都正在被打开缺口。虽然从那个缺口进进出出的仍是传统事物,但每一次出入都有些许流失和轻微的替换。我感觉到了。

我在最细微的差异里、最深暗的裂隙中无边坠落。我的相机留不住任何一处路过的情景,而路过的情景,也没什么能挽留得住我。我不能停止这坠落。可循的线索如指纹般随时浮现,随时熄灭,无从把握。记在心里的,刚刚记住就立刻涣散。默念着的,念着念着就如嚼蜡般毫无意义。而四周确是现实的生活——确有食物在嘴中吞咽,确有班班饥饿地追随,蒲公英确在耀眼地盛放。

是的,生活之河正在改道,传统正在旧河床上一日日搁浅。外在的力量固然蛮横,但它强行制止所达到的效果远不及心灵的缓慢封闭。老人们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年轻人就已经自若地接受了新的现实。这又有什么错呢?世间的心灵不都渴望着、追逐着更轻松、更愉快的人生吗?谁能在整个世界前行的汪洋大潮中独自止步呢?牛羊数量正在剧增,牧人正在与古老的生产方式逐步告别——这场告别如此漫长,一点一滴地告别着。似乎以多长的时间凝聚成这样的生活,就得以多长的时间去消散。不会有陡然的变革,我们生活在匀速消散之中。匀速运动状态等于静止状态——这是最后的安慰。那么,还是先不要去可惜吧,还是先谅解了再说。先收起相机,把眼前的一切接受了再说……

我虽然带了移动硬盘和一大堆电池,但还是轻易不肯给大家拍照。卡西整天哀求也没有用,斯马胡力一放羊回来就大喊:“李娟!那边又有一个地方!漂亮得很!”也没有用。

唯有当大家赶羊入栏时、剪羊毛时、擀毡时……忙得焦头烂额、啥都顾不上的时候,我才端起相机跑前跑后一顿猛拍。于是大家非常不乐意,因为那时候一个个又脏又累,有失形象。

偶尔在天气晴朗,大家悠闲又愉快的时候,我会主动提出为大家照相。于是所有人如过节一样快乐,纷纷换了衣服往“漂亮的大石头”那边走。那块石头在林海孤岛的西南面的隘口边,又平又高,四面长满了爬山松,大家都很喜欢那里。

照相时,扎克拜妈妈必然会叉着腰摆“S”曲线。莎拉古丽一定要光头的加依娜站在左边,新儿子吾纳孜艾站在右边,一个也不能少。小伙子们则一定要和自己的马站在一起。拍合影时,哪怕画面分明宽宽绰绰,大家也一定要排作两排,并且一定要有蹲的有站的,个儿最高的一位一定会被拥着站在最中间,似乎合影的套路只能如此。此外,合影时大家一定要扁着嘴,丝毫不笑,似乎越严肃越气派。

一次进城时,我洗出了一部分照片带回家,把家里唯一的影簿插得满满当当。在后来的日子里,这本影簿在大家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多么重要的地位啊。平时它作为装饰品竖放在木箱上。卡西哪怕只有三十秒的空闲,都要取下影集匆匆翻看几页,再端正地摆回去。连揉面粉时都会将影簿摊开放在一旁,一边用力地揉,一边偏着脑袋细细揣摩,并不时指使路过的加依娜或杰约得别克帮忙翻一页。扎克拜妈妈也常常流连其间,并且每次翻看都会有新发现:“呀,这里冒出一截班班的尾巴!”“呀!我的鞋子沾了牛粪!”每当家里来了客人,我们的影簿自然是招待客人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客人上次已经看过一遍了,下次来时则会主动提出再看一遍。

我脖子上挂着相机,一个人在无人的山谷里走啊走啊。迎面遇上的骑马人总会勒停马儿,大声向我问候,然后提出要我为其拍照。我同意后,他整整身上的衣服,扶正狐狸皮缎帽,肃容端坐马背,看向镜头。不知为何,那样的时候我极乐意做这件事,大约因为能顺从这个陌生人的意愿,能为他做些什么吧。于是“陌生”这个硬东西便变得服服帖帖的。总之那时我极殷勤,横的竖的正面的侧面的,啪啪啪捏个不停,然后再回放一遍给他看。他骑在马上,俯向我的相机显示屏仔细地看。看罢满意地道谢,然后与我告别。但不知为什么,他从来都不提“照片洗出来送我一张”之类的话。因此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向我道谢。

对于拍照这事,大多数时候我仍深感不自在。我没法令大家理解自己拍照的这一行为,也没法解释,似乎一解释就全都是谎言。我在这里生活,我的相机令我的介入成为“强行”的介入,令我与大家的相处形成某种对立状态。这种对立不公平,不自然,且不地道。当我举着相机对准别人时,总觉得像是举着枪对准了别人……不知这到底出自怎样的一种怪异心态。总之,我想留存大家的生活,到头来却干扰了大家的生活。某种程度上,我使大家的生活成了表演。当我一举起相机,生活、劳动中的人们立刻调整坐姿,扯扯衣角,换了表情——做给外人看的,端庄而防备的表情。

虽然照相之前,我总会不辞辛苦套一番近乎。等大家说得高高兴兴,毫无防备的时候,再突然取出相机咔嚓一下子。但总是没用,大家的速度总是比我快。镜头所到之处,总能迅速集合,排列成合影的标准队形。

是的,总是这样的——本来所有人好端端围坐一席,舒适地说笑、进食。我的相机一出现,亲亲热热的宴席转眼间就散了。大家把碗一推,忙乎起来。老奶奶掏出钥匙打开木箱,取出洗衣粉洗脸。主妇和女孩子纷纷跑到毡房后换上出门做客时才穿的外套和鞋子。小伙子们大力擦皮鞋。唯有男主人矜持一些,顶多拉展身上外套,掸掸裤腿上的灰,但表情毫不含糊,绝对不笑。这相照得真没意思。

相机平添的其他烦恼就更多了。比方说,卡西对我的相机有浓烈的好奇心。好奇心本值得称赞,问题是这家伙还有更为彪悍的自信心,碰到啥问题都决不轻易向我请教。于是,我在弹唱会上拍的好多精彩画面,回家没几天就被这家伙悄悄地、统统地删掉了……真是又心疼又难过。但怎么能指责这个小姑娘呢?而那些拍下的照片,又何尝真正属于过我?它们只是借由我的相机凭空出现在这世上。如果我从不曾使用过这架相机,从不曾攫取过这些美妙瞬间,从不曾占有过这些画面,那伤心何来?像一个走了弯路的人,白白地辛苦了,又无端地生气。

另外,自从相机坏了之后,大家都很生气,气我没本事修好它。若没相机的话,自然也就没有这么一茬责怨了。

《深山夏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