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沙龙127
玛蒂尔德公主殿下的沙龙
有一天，路易—拿破仑亲王128，如今的俄罗斯军队将军，在贝里街的沙龙里第一百次向几个知己表示他想进入军界的欲望，他的姑妈玛蒂尔德公主对此深感忧虑，唯恐这种志向会夺走她最挚爱的侄子，她对在场的人大声叫嚷道：
“真的吗，怎么就这么固执！——不幸的是，这不是理由，因为你的家族已经出过一个军人了！……”
“他的家族已经出过一个军人了！……”必须承认，这让人轻易联想到他与拿破仑一世的亲戚关系。
其实，玛蒂尔德公主的精神风貌中最动人的特点也许莫过于她谈论与出身等级有关的一切时的那种爽快。
“法国大革命！”我听见她对圣日耳曼郊区的一位贵妇人说，“要是没有法国大革命，我也许会在阿雅克修大街卖橘子呢！”
这种得意的谦卑和直率，她近乎庸俗的尖酸刻薄的表白让公主的话语中带有一种既独特又略显青涩的那种妙趣横生的味道。我永远忘不了她回答一位妇女时的那种诙谐而又粗暴的语气，这个女人问她：
“我冒昧地请教殿下，公主王妃是否会与我们这些普通的布尔乔亚女人有相同的感觉？”
“我不知道，夫人，”公主回答道，“您不该对我提这种问题。我又不是神权的化身。”
从公主的眼睛和微笑里，从她接人待物的所有方式中流露出来的一种极度的温情冲淡了她身上的这种有点男性化的粗鲁。为什么要分析这种待人接物的魅力呢？我宁愿试着让您感受一下公主会客的情景。
请您随我一起去贝里街，千万不要耽搁太久，因为那里的晚宴不会很晚开场。
晚餐很早就开席了。也许不会像阿尔弗莱德·德·缪塞到来的那个时期那样早，他生平只有这么一次在公主家用晚餐。大家等了他一个小时。当他大驾光临的时候，晚餐已经进行到了一半。他烂醉如泥，一言不发，从餐桌起身离开晚宴。那是他留给公主的唯一回忆。然而，直到今天，那里还是全巴黎邀请客人七点半前来用晚餐的少数府邸之一。
晚餐后，公主来到小客厅，坐在一张宽大的扶手椅上，从外面看进来，椅子在右面，而且是在屋子的最里面。从大厅看去，这张扶手椅反而在左面，而且面对着刚才招待客人饮料的小房间正门。
此时此刻，晚上邀请的宾客还没有到。这里只有用过晚餐的客人。公主身边有常来光顾贝里街她家晚餐的一两位常客：风趣得如此潇洒而又潇洒得如此风趣的贝内岱蒂伯爵夫人，拉斯波尼小姐，公主的亲随埃斯皮纳斯夫人，备受众人爱戴尊重、才华出众的《巴黎杂志》主编的妻子冈德拉克斯夫人。
餐桌上坐在公主左边的冈德拉克斯先生这会儿翻阅的可是《巴黎杂志》？刻板的夹鼻眼镜遮掩了他和蔼可亲的眼睛里细微的表情，黝黑的长髭须看上去威风凛凛。
皮雄先生刚才打开的可是他自己的那本《不列颠杂志》？他的单片眼镜架得四平八稳，纹丝不动，显示了佩戴眼镜的那个人在晚会开始之前阅读这篇文章的坚定决心。
在这同一张餐桌上，在晚餐之后与会客之前的放松间歇，人们经常看到一个年纪很大、模样年轻的小老头，他的脸颊像孩子般光鲜，一头短短的银发，穿着极为考究，他的谦恭礼貌体现了他在待人接物上的细心谨慎。那是贝纳岱蒂伯爵，法国现任和历任柏林大使的那位伯爵（一八七〇年他还来过这里）的父亲。他是一个真正的才子，风度优雅无懈可击，两年前，他的死曾经让公主深感忧伤，他每年都在公主身边度过几个月的时间，抑或在巴黎，抑或在圣格拉蒂安。
也是在这个时期，公主的一个莫逆知己难得来到公主家里，他专以头脑简单地牺牲自己来博取大家的欢心，可他仍然不失为上流社会的佼佼者。天真幼稚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变成可笑滑稽，在那些以自己的方式从他的讲话中取乐的老谋深算之徒的心目中，公主这位朋友的价值就在于他的天真幼稚。
一个雪天的夜晚，公主在晚餐后对她的一位朋友说：“我亲爱的，既然您一定要走，那就请您至少带上一把雨伞。虽然现在雪已经停了，不过这雪还会再下的。”
“用不着雨伞，不会再下雪了，公主。”这个人打断了公主，因为他喜欢插嘴，“不会再下雪了。”
“您怎么知道的？”公主问道。
“这个我懂，公主，不会再下雪了……不可能再下雪了……有人撒过盐！”
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可那位朋友却说：
“再见了，公主，我明天再打电话给殿下向您领教殿下的消息。”
“啊！电话，多么美妙的发明！”这位技艺高超的插嘴者感叹道，“那是有史以来的绝妙发明……（同时又唯恐有所失实）当然啦，是自从旋转餐桌发明以来！”
我不知道这个可爱滑稽、风趣诙谐得不由自主、此时此刻有点与世隔绝的人当天夜晚是否留在了公主家里。
然而，他却在那里大出风头，他出人意料的插嘴，他深思熟虑之后的发现让所有的宾客充满了甜蜜的欢乐！请听他是怎么说的吧，对他十分器重的福楼拜竟然有一天为他朗读《布瓦尔和佩库歇》。
公主对如此之多的不实之词感到恼火，她有点激动地表示异议。居斯塔夫·福楼拜友人的附议更是肯定了公主的看法：
“您搞错了！”
“不会的，我确实没有搞错。”看到人们发笑的神情，他做出了这样的让步，“噢！确实是我搞错了，公主，我有点糊涂了。是我搞错了。他是给我朗读了《布瓦尔》，我对此确定无疑。不过嘛，您说得也有道理，他没有给我朗读《佩库歇》。”
我们在这些回忆上耽搁了许多的时间。公主客厅的大门已经半开半掩，即将进去的那个贵妇人——没有人知道她是谁——正在最后一次整理容妆；先生们离开了他们浏览杂志的桌子。大门完全敞开了：进来的是让娜·波拿巴公主，后面紧跟着她的丈夫，德·维尔纳夫侯爵。大家都站起身来。
在让娜公主走向公主的中途，公主站起身来欢迎让娜公主和德·特雷维斯公爵夫人，后者是同德·阿尔比费拉公爵夫人一起进来的。
每位进来的贵妇都向公主行屈膝吻手礼，公主挽起贵妇，拥吻贵妇，或向她不太熟悉的贵妇屈膝还礼。
这是大名鼎鼎的施特劳斯律师和出生哈莱维家族的施特劳斯夫人，她的才智和美貌都给人以强烈的独特诱惑；路易·冈德拉克斯先生、德·迪雷纳伯爵和皮雄先生殷勤地围绕着她，而施特劳斯先生则在神情狡黠地四处张望。
大门又敞开了，进来的是德·格拉蒙公爵暨公爵夫人，继而是至高无上的波拿巴家族，拥有帝国所有最高头衔的家族，里沃里家族，即德·埃斯林亲王暨王妃以及他们的孩子，欧仁和若阿香·缪拉亲王暨王妃、德·埃尔沁格公爵暨公爵夫人、德·拉莫斯科瓦亲王暨王妃。
这是居斯塔夫·施伦贝尔热129先生、巴斯特130先生、杜·博斯先生暨夫人、保尔·德·普塔莱斯伯爵暨伯爵夫人、乔瓦尼·博尔热斯亲王，他学识渊博，既是哲学家同时又以健谈而著称；布尔都131先生、德·拉博尔德侯爵、乔治·德·波托—里什先生暨夫人。
小客厅里已是济济一堂，资格最老的常客指点着去大厅的路径，关系比较疏远的宾客会带着某种腼腆羞怯去欣赏那里陈列的艺术瑰宝，就像大师眼里的小学生。
玛德莱娜·勒梅尔132画的皇太子肖像，杜塞画的公主肖像，埃贝尔画的公主肖像，画中的公主有着非常漂亮的眼睛，她佩戴的珍珠是如此的温馨，这些肖像让人驻足不前。
博纳133目光敏锐地打量着面前的肖像，精美的绘画让他眼光发亮，他与夏尔·埃福吕西互相交换对技巧的感想，后者是《美术报》的主编，撰写过一本关于阿尔布雷特·丢勒的精彩著作，他们的声音低得让人难以听清。
公主再也坐不住了。她从众人身边走来走去，迎接刚到的宾客，混迹于每个人中间，对每个人都说上一番特别有针对性的话，过不多久，当那个人回到家中时，他会觉得自己才是晚会的中心。
这个沙龙（我们就“沙龙”这个词的抽象意义而言，因为公主的沙龙先是设在库塞尔街，后来又移到贝里街）让人联想到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一个文学之家；梅里美、福楼拜、龚古尔、圣伯夫每天都来这里，在真正亲密无间、完全无拘无束的气氛之中，公主有时会出人意料地突然现身，邀请他们共进午餐；他们没有任何文学秘密要向公主隐瞒，而公主也不会因为王族的身份而对他们有所保留，公主奉陪他们直到最后——不仅提供日常的简单服务（圣伯夫说：“她的府邸就是某种美雅的内阁。”），而且还提供举世瞩目的重要服务：阻止某些迫害，解除某些偏见，提供工作上的便利，促使人们走向成功，让生活变得温馨，改变命运——人们不得不相信，上流社会的某些权贵总会对文学史产生一种卓有成效的影响，很少有女人像公主那样如此高超地利用这样的权势。
“公主喜好古典派，”圣伯夫说过，“所有的王公都喜好古典派。”
圣伯夫有没有搞错，人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怀疑，公主选择福楼拜，器重龚古尔是否属于古典派的行为——在这个方面，她的情趣远远超过了她的同时代人和圣伯夫本人的情趣。
然而，从公主对待他们的方式中可以看出，她更多是以一个挑剔的女友的那种忠诚对待两个心仪的男人，而不是名副其实地偏爱这个人的天才，那个人的禀赋。
有多少生前默默无闻的伟大作家因此将珍贵的友谊归功于他们的内心素质和社交魅力！回首往事，我们认为是他们的天才赢得了这些友谊。
总而言之，公主的名字被镌刻在法国文学的黄金桌上。梅里美的整整一卷《致公主的书信》；福楼拜的无数信札、圣伯夫的一卷《星期一丛谈》、《龚古尔日记》中善意而又巧妙的许多篇章都给予公主以最好和最高的评价。
泰纳、勒南，还有其他许多人也是公主的朋友，她晚年在泰纳的《拿破仑·波拿巴》问世之后与泰纳有过争执。泰纳对公主说：
“您务必阅读这本书，请您告诉我您对这本书的看法。”
他把这本书寄给公主。她读到了拿破仑就好像某个雇佣兵队长的那些可怕的独立篇章。翌日，她把自己的名片寄给泰纳，确切地说，是把她的名片放在泰纳夫人家中，她本应去拜访泰纳夫人，名片上写着这些简单的字母：“P.P.C.”（特此告辞的缩写）。这就是她的答复，意即再也不会去她家拜访。
过后不久，她又向曾经对她大名鼎鼎的叔叔恶言相向的这位作家大发雷霆。在场的若斯—玛丽亚·德·埃雷蒂亚134热心地为泰纳辩护，他因此得罪了公主，公主有些冲动地向他证明了她的气恼。
“殿下您大错而特错了。”埃雷蒂亚说，“当您看到我站在一个不在场的朋友一边，甚至不惜与您作对，您应该反过来这样理解，这就证明我忠诚可靠，值得大家信赖，尤其是您。”
公主微笑着同他亲切握手。
公主与她的朋友之间洋溢着一种非常宽松自由的气氛，这一点在他们对“公主”的称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按照礼节，他们应该称呼她：“夫人”。他们不会错过反驳她和顶撞她的机会。因此，人们有点惊奇地在圣伯夫的书中读到这样的句子：“她与她的兄弟——拿破仑亲王——在这一点上十分相像，如果人们可以从观察家的角度倾听他们的谈话。”
难道人们不可以这样做吗？
从细致的观察中获益的只能是公主，即使她无法从中获益又有何妨？Amicus Plato sed magis amica veritas（以柏拉图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
一个艺术家只能为真理服务，对身份地位无所顾忌。他仅仅应该在自己的描绘中考虑到这一点，秉承差异化的原则，比如国籍、种族、环境。一切社会条件都各有其影响，艺术家应该怀着同样的好奇心表现一个王后的举止和一个女裁缝的习惯。
公主与泰纳、圣伯夫发生了争执。另一位法兰西学院院士在他的晚年与公主重归于好。
我想谈谈德·奥马尔公爵。
一八四一年，当公主重返法国时，她受到王室家族令人羡慕的礼遇，她从未忘记自己对王室的亏欠，她在任何时候都从来不允许别人当着她的面谈论或许有损于奥尔良家族的任何事情。
然而，帝国政府的做法就不同了：王族的财产被充公没收，尽管有玛蒂尔德公主和德·汉密尔顿公爵夫人从中周旋。不久，继拿破仑亲王的一次演说之后，人们又回想起德·奥马尔公爵写给公主的那封可怕却又绝妙的书信。
从此以后，公主似乎再也没有见过德·奥马尔公爵。实际上，他们在许多年里生活在彼此相距甚远的地方。继而，时间抹煞了怨恨，而感恩之情却没有因为时间而递减，就这样，这两位天性如此相似的编外亲王公主彼此之间产生了某种相互的倾慕，他们之所以成为人上人只是缘于他们的出身，他不完全是奥尔良家族的同党，而她也不是十足的波拿巴主义者，而他们却拥有相同的朋友，当代伟大的“有识之士”。
几年来，这些人彼此之间再三重复着亲王对公主、公主对亲王的那些客套话。最后，在小仲马的安排下，他们终于有一天在博纳的工作室中会面。
他们已经有四十多年没有见面了。四十多年前，他们既标致又年轻。他们现在依然标致，却不再年轻。
他们先是风情万种地在暗处彼此疏远，谁也不敢指出对方的变化。他们相互之间用恰到好处的语调和极有分寸的感情来表达这些微妙的差别。继之而来的是真正的亲密，这种亲密一直持续到亲王去世为止。
玛蒂尔德公主原本可以嫁给她的堂兄拿破仑皇帝，或她的堂兄俄国沙皇的儿子，如果她愿意的话，然而，她却在二十岁的时候嫁给了德米道夫亲王。
当她以德米道夫王妃的身份抵达俄罗斯时，她的姑父、曾经希望她成为自己媳妇的尼古拉沙皇对她说：
“我永远不会原谅您。”
他仇视德米道夫，禁止人们当着他的面提到德米道夫这个名字，他时常突然来到他的外甥女家吃晚饭，甚至不看她的丈夫一眼。
当他觉察到外甥女的不幸时，他对她说：
“需要我的时候，您总能找到我的；您可以直接跟我说话。”
他信守诺言：这一点，公主永生难忘。
当她以皇帝堂妹的身份返回法国时，她迫不及待地给尼古拉沙皇写信。
沙皇给她回了信（一八五三年一月十日）：
“我亲爱的外甥女，收到您那封美妙可爱的信让我感到非常高兴。这封信印证了您令人敬重和令我愉快的种种情感；按照您的说法，法国新近的好运已经找上了您，尽情享受这好运给您带来的恩惠吧；这些恩惠只有在像您这样感恩的手中才会得到妥善的安置。我很荣幸能够在其他时候给予您以援助……”
然而，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了。
公主被夹在法国公主的爱国主义与对她姑父和恩人的感激之间，她给尼古拉沙皇写了一封令人动容的书信，即便是最吹毛求疵的沙文主义也对此无可挑剔。沙皇的回信如下（一八五四年二月九日）：
“我亲爱的外甥女，我十分真诚地感谢您在信中向我表露的高尚情感。您永远不会随着动荡的政局而变心。对此我坚信不疑；然而，在目前的形势下，来自另一个国家的美好而友善的话语会让我感到格外的满足，在最近的这段时间里，俄国及其君主不断地遭到这个国家最恶毒的指责。同您一样，我也为不久前俄国与法国之间良好关系的终结而感到惋惜，尽管我曾经为开辟一条友好协商的道路竭尽全力。看到法国皇帝登基，我由衷地希望恢复帝制的必然后果不是与俄国为敌的对立以及两国之间的武力冲突。上天保佑，让一触即发的暴风雨烟消云散！相隔四十多年之后，欧洲注定还要再度沦为上演同样的血腥戏剧的舞台吗？这一次的结局又是什么？人类对此根本无法明察洞见。不过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亲爱的外甥女，无论局势如何变换，我对您的真挚情感一如既往。”
这两封信都曾经发表过。但是，结尾的某些细节却从未面世，甚至完全不为人所知（正如本文至此使用的一切素材）。
尼古拉沙皇对玛蒂尔德公主的真挚情感来自皇室家族的传统，尼古拉二世也不断地向她证明了这一点，只是在恭敬的程度上有细微的差异，因为后者是年轻的晚辈。
众所周知，在庆祝年轻的沙皇第一次访问巴黎期间，曾经在巴黎荣军院举行过一次仪式。
公主接到政府的邀请前往贵宾台观礼；然而，当事关拿破仑特权本身之时，她——如此简朴、对身份地位的特权如此不屑一顾的她，正如我们所见——却再次展示了她那完好无损的拿破仑式的骄傲。
她让人答复说，她去巴黎荣军院根本无须邀请，因为她有“自己的钥匙”，如果她觉得有必要，她会以这种方式去那里，这是唯一适合她、拿破仑侄女的方式。要是人们同意她以这种方式去那里的话，她就去，否则她就不去。
然而，她会“用自己的钥匙”去那里的说法意味着她打算去自己姑父的墓地，尼古拉沙皇也要去那里拜谒！……
人们还没有大胆到如此地步；然而，就在沙皇前往拿破仑一世墓地拜谒的当天早晨，公主的一位朋友——据信是海军上将迪佩雷，大清早就赶到她家，告诉她最后的障碍已经扫除，她获准“用自己的钥匙”前往巴黎荣军院，如果她觉得有必要的话。
拜谒马上就要开始了。公主仅有足够的准备时间，她随身携带了一位女友，权且充作当天的伴妇（我们不记得究竟是拉斯波尼小姐还是贝纳岱蒂子爵夫人），在接受了与她的身份相称的所有礼遇之后，她便与她的伴妇一起进入任何人都无法入内的地下墓穴。
片刻之后，沙皇与她在那里重逢，向她表示各种由衷的崇高敬意。
陪同沙皇的是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富尔，他被引荐给公主，他向公主行吻手礼，自从这一天起，就像其他所有人那样，他不断地展现无懈可击的圆滑手段，娴熟自如地以此将最坚定的共和主义与久经考验的爱国主义撮合在一起。
丁香庭院与玫瑰画室135
玛德莱娜·勒梅尔夫人136的沙龙
如果巴尔扎克活到今天，他也许会用这番话作为一篇小说的开头：
“从梅西纳大街到库塞尔街或豪斯曼林荫大道，蒙索街是必经之途，那是以一七八九年革命前的一位爵爷命名的一条街道，过去的私家花园如今变成了公园，摩登时代显然会让他羡慕不已，诋毁过去而不是尽量理解过去，这样的习惯已经不再是如今所谓的才智超凡的思想家不可救药的怪癖，我是说，沿着蒙索街，穿过横贯的梅西纳大街来到弗里德朗大街，人们会情不自禁被一处古意盎然的别致景象和一处遗迹所打动，用生理学家的语言来说，艺术家会为之欢欣鼓舞，工程师则会大失所望。其实，蒙索街靠近库塞尔街的地方让人赏心悦目，某个地势低矮的小公馆137根本无视任何行路规则，朝着街上的人行道纵深推进一尺半，好让这个地方有足够宽敞的空间停泊许多车辆，带着某种傲慢的卖弄越过街沿，交通因此变得十分艰难，这种机关职员和布尔乔亚的典型做派恰恰就是鉴赏家和画家所深恶痛绝的。小公馆的体积不大，两层楼的建筑毫无遮拦地伸向街道，一个镶有玻璃门窗的大厅坐落在丁香树丛之中，丁香花从四月份开始吐露的浓郁芬芳就引来行人驻足，让人立即感觉到丁香的主人肯定是具有奇异力量的能人，所有的权势都会在这样的兴致或习惯面前俯首称臣，警察局的法令和市镇议会的裁决对这种人等于废纸一张。”等等。
然而，这种并不属于我们的叙述方法有着很大的弊端，如果我们在通篇文章中都采用这种手法，赋予这篇文章以一卷书的冗长篇幅，这在《费加罗报》是绝对行不通的。我们还是长话短说吧，街道上的这座公馆是一处住宅，坐落在花园中的这个大厅实际上是某个奇异能人的画室，这个人在海外和巴黎都同样大名鼎鼎，一幅水彩画的下方签着这个人的名字，这幅水彩画因此比其他任何画家的水彩画都更加炙手可热，印着这个人名字的一封请柬可贵的程度超过了其他任何女主人的邀请：
我说的这个人就是玛德莱娜·勒梅尔。在这里，我要谈论的不是那位伟大的女艺术家，我不记得哪位作家138说她是“继上帝之后创作玫瑰花最多的人”。她也画过风景、教堂和人物，因为她的非凡才华遍及各种体裁。我想尽快追溯这段独一无二的沙龙历史，再现和回顾这个沙龙的魅力。
起初那并不是沙龙。刚开始的时候，玛德莱娜·勒梅尔夫人与她的几位同行和友人在她的画室中聚会；最早被获准进入这个画室的只有让·贝鲁、皮维斯·德·夏瓦纳、埃德华·德塔伊、莱昂·博纳、乔治·克拉兰139，他们前来观赏一幅画上的一朵玫瑰花渐渐地——而且很快地——呈现出生活中深浅浓淡的苍白或鲜红。当德·加尔公主、德国皇后、瑞典国王、比利时王后造访巴黎时，她们要求前往画室参观，勒梅尔夫人不敢贸贸然将他们拒之门外。她的女友玛蒂尔德公主和她的学生德·阿伦贝尔公主也不时来到画室。人们逐渐地了解到，这个画室中举行过几次小型聚会，在这种没有任何准备，没有任何意图的“晚会”中，每位宾客都“各尽所长”，各显其能，知己之间的小小欢聚引起的轰动胜过了最引人注目的“盛会”。偶尔在此露面的雷雅纳140曾经希望与同时到来的科克兰和巴尔泰在这里上演一出独幕剧，马斯内和圣桑在这里演奏过钢琴，莫里141甚至在这里跳过舞。
整个巴黎都想削尖脑袋钻进这个画室，却又无法一下子挤进去。在晚会即将举行之际，女主人的每位友人都身负使命，前来为自己的朋友索取一张请柬，勒梅尔夫人五月份的每个星期二都会来这里，蒙索街、伦勃朗街、库塞尔街的车辆几乎无法通行，她的不少宾客难免要留在花园里绽放的丁香花下，因为他们不可能全部留在即使是如此宽敞的画室内，那里的晚会刚刚开始。刚刚开始的晚会就在水彩画家停止作画的间歇举行，画家将于翌日大清早继续加工这件作品，精美而简洁的画面已经清晰可见，栩栩如生的硕大玫瑰仍然“摆放”在盛满水的花瓶中，在画好的玫瑰前面，它们的复制品也同样栩栩如生，与它们相映成趣。玫瑰花旁边，基南夫人的一幅肖像刚刚开头，却已经逼真得让人叫绝，另一幅肖像画的是德·拉谢弗里埃尔夫人的儿子，他出生在塞居耶家族，那是勒梅尔夫人应德·奥松维尔夫人的请求而作的，这两幅肖像吸引了大家的关注。晚会刚刚开始，勒梅尔夫人就向她的女儿投去担忧的一瞥：一张空椅子也没有了！而在别人家里，这正是搬出扶手椅的时候；陆续进来的有前众议院议长保尔·德夏内尔142先生和现任众议院议长莱昂·布尔热瓦先生，意大利、德国和俄国大使，格雷福尔伯爵夫人，加斯东·卡尔梅特先生，弗拉迪米尔女大公爵和阿岱奥梅·德·舍维涅伯爵夫人，德·吕伊公爵暨公爵夫人，德·拉斯泰里伯爵暨伯爵夫人、遗孀德·于泽公爵夫人、德·于泽公爵暨公爵夫人、德·布里萨克公爵暨公爵夫人、阿纳托尔·法朗士先生、儒勒·勒梅特尔先生、德·奥松维尔伯爵暨伯爵夫人、埃德蒙·德·普塔莱斯伯爵夫人、福兰先生、拉夫当先生、大获成功的《韦尔吉》143的杰出作者罗贝尔·德·弗莱尔和加斯东·德·卡亚韦先生和他们可爱的妻子；旺达尔先生、亨利·罗什福尔先生、弗雷德里克·德·马德拉佐先生、让·德·卡斯泰拉纳伯爵夫人、德·布里耶伯爵夫人、德·圣约瑟男爵夫人、德·卡萨—菲埃特侯爵夫人、格拉齐奥利公爵夫人、波尼·德·卡斯特拉纳伯爵暨伯爵夫人。宾客源源而至，没有片刻的停息，那些新来乍到、没有希望找到座位的客人围绕着花园兜圈子，他们占据了餐厅台阶的位置或者干脆直挺挺地站在前厅的椅子上。习惯于霸占最佳景观座位的居斯塔夫·德·罗特希尔德男爵夫人失望地在一条搁脚凳上弯着身子，她爬上凳子是为了看见在钢琴前就座的雷纳尔多·阿恩。另一个向来惯于安逸的百万富翁德·卡斯泰拉纳伯爵很不舒服地站在一张长沙发上。勒梅尔夫人的座右铭好像来自《福音书》：“那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换句话说，后来的就是那些最后来到的客人，无论他们是法兰西院士还是公爵夫人。然而，勒梅尔夫人表情丰富地用她的漂亮眼睛和美丽微笑向远处的德·卡斯泰拉纳先生示意，为他没有得到妥善的安排而致歉。因为她也跟大家一样，对他青眼有加。他“年轻、可爱，牵走了所有人的心”，勇敢、善良，阔绰而又不狂妄，讲究而又不张扬，他的拥戴者为他如痴如醉，他平息了对手的怨恨（我们是指他政治上的对手144，因为以他的个性，他只有朋友）。他对待自己年轻的妻子145十分敬重，担心勒梅尔夫人为了让客人进来不发出声音而半开半掩的花园大门中透进来的冷风会吹到她身上。他严肃认真地研究与他的行政区有关的实际问题，这让跟他交谈的格罗克洛德先生感到惊讶，对于一个只顾自己享受的男人来说，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看到布律热尔将军146也站在那里，勒梅尔夫人更是深感不安，因为她始终对军队怀有某种偏爱。当她看到让·贝鲁147甚至无法挤进大厅时，那就不再是小有不快的烦恼了；这一回她再也忍不住了，她拨开堵住进口的人群，隆重迎接这位光彩照人的年轻大师，受到新老社交界一致推崇的艺术家，整个社会界求之不得的可爱人物。更何况让·贝鲁还是一个最风趣幽默的人，一路上，每个人都会让他停下来交谈片刻，眼看着她无法将他从所有这些妨碍他前往为他保留的专座的崇拜者手里争夺过来，勒梅尔夫人无可奈何地做了一个滑稽好笑的失望姿势，重新回到钢琴旁边，雷纳尔多·阿恩正在那里准备开始唱歌，他在等待喧闹声平息下来。一个尚且年轻而又附庸风雅的谄媚文人正在钢琴旁边同德·吕伊纳公爵亲热地交谈。德·吕伊纳公爵是个精明却又不失可爱的男人，能够同他交谈自然会让这个文人深感荣幸。可他尤其醉心于在众人面前显摆他在同一位公爵交谈。我忍不住对我的邻座说：“在这两个人中间，好像他才是‘尊贵的（honoré）’那一位。”读者显然会忽略这个同音异字文字游戏的含义，他们也许不知道，德·吕伊纳公爵的姓氏“凑巧”就是奥诺雷（Honoré是尊贵的意思——译者注），正如看门人所说的那样。然而，随着教育的进步和知识的传播，即使存在着这样的读者，他们也只不过是微不足道而又无关紧要的一小撮，人们有资格这样认为。
保尔·德夏内尔先生就马其顿的问题询问罗马尼亚公使馆秘书安托万·比贝斯科亲王148。所有那些说这位年轻的“王子”外交官将来前程远大的人仿佛变身为拉辛笔下的人物，因为他那神话般的外貌令人联想起阿喀琉斯或忒修斯。此时此刻与他交谈的梅齐耶尔先生149看上去就像一个正在请教阿波罗的大祭司。然而，这个普卢塔克的语言纯洁主义者号称，达芙妮的神谕是用非常拙劣的语言编撰出来的，虽然如此，人们却不能如此形容王子的答复。他的话语仿佛插上了飞快的翅膀，酝酿出美味的蜂蜜，来自故乡伊米托斯山的蜜蜂，却又带着蜇刺。
勒梅尔夫人在每年的同一时期（绘画沙龙对外开放，女主人工作不太繁忙的时期）举办的这些晚会似乎总是选在万象更新和丁香盛开的花季，一踏进画室的门口，就能闻到从窗口袭来的丁香花沁人馨香，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以往的美好去了又来，只是重现的美好无法替代我们从往日香消玉殒和备受爱戴的姊妹身上得到的所有美好，还有伴随这种美好而来的忧伤。多少年来，我们曾经领略过勒梅尔夫人举办的无数次盛会，五月——温暖和煦、香气袭人的五月永远冻结在今天——星期二的这些盛会让我们想到，画室里的这些晚会有点类似于我们的春天，这些散发着芳香的春天如今已经远去。我们经常匆匆赶赴画室举行的晚会，因为生活中掺杂着美好，也许我们去那里不仅是为了观赏绘画和聆听音乐。我们在宁静的夜晚令人窒息的寂静中行色匆匆，夏季的这些飘逸而又温煦的阵雨有时在水珠中夹杂着花瓣。在这个充满回忆的画室，如此这般的美好先是让我们心旷神怡，继而又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虚幻的谎言和不真实的假象相继浮出水面。在如此这般的盛会中，也许会缔结爱情的最初姻缘，继而就只能带给我们重复的背叛，最终演变为一种敌视。现如今，回首往事，我们可以一个季节接着一个季节地历数我们的创伤，埋葬我们的死者。因此，每当我在颤抖和褪色的记忆深处追忆往事，审视其中的一次盛会，有过可能却又从此无法实现的赏心悦事如今让我深感郁闷，我似乎听到它用诗人的口吻对我说：“请看着我的脸，尽可能面对面地凝视我的脸；我回想起从前可能发生的事情，从前可能发生却又不曾发生的事情。”
弗拉迪米尔女大公爵150坐在第一排，介于格雷福勒伯爵夫人与德·舍维涅伯爵夫人之间。她离开画室尽头搭建的小舞台只有一小段距离，所有的人都必须从她前面经过，无论是络绎不绝前来向她致意的人，还是重新回到自己座位上的人，亚历山大·德·加布里亚克伯爵、德·于泽公爵、维泰莱希侯爵和博尔杰斯亲王在沿着面对殿下的长凳经过时，表现出他们的良好教养和机智灵活，在朝着舞台方向后退时向她深鞠躬致意，从未回头哪怕是往他们身后瞥一眼，以便估算有没有后退的空间。即便如此，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走错过一步，既没有滑倒或者跌倒在地，也没有踩到女公爵的脚，更何况任何笨拙的举止都会造成最难堪的后果，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有的目光都转向如此精致优雅的女主人勒梅尔小姐，她的美雅令人羡慕，她正在忘我地微笑着倾听那位迷人可爱的格罗克洛德151。就在我打算描摹一位著名幽默作家和探险家的肖像的时候，雷纳尔多·阿恩已经开始演奏《墓地》开头的那些音符，我不得不把《一周快事》作者的剪影重新放进我的下一个“沙龙”，从此之后，这个人去了马达加斯加，他在那里宣示福音而且成就斐然。
《墓地》开头的那些音符一下子就征服了最浮躁、最叛逆的听众。自从舒曼以来，音乐刻画的痛苦、温情和面对大自然的宁静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人性真实，一种前所未有的绝对美。每个音符都是一句话语——或一声呐喊！这个名叫雷纳尔多·阿恩的“天才乐器”脑袋稍微后仰，忧郁伤感和有点倨傲的嘴里流泻出最优美、最忧伤、最温暖而又富于节奏的滚滚声涛，他紧紧扣住了所有人的心弦，湿润了所有的眼睛，我们在他传向远方的令人倾倒的震颤中瑟瑟发抖，相继倒伏，犹如风吹之下悄无声息而又无比庄严地起伏的麦浪。接着，阿洛德·博埃先生热情洋溢地演奏起勃拉姆斯的舞曲。然后，是莫纳—絮利的诗歌朗诵，最后，德·索里亚先生唱起了歌。然而，不止一个人还会难以忘怀地回想起昂贝里欧墓地的那些“草丛中的玫瑰”。玛德莱娜·勒梅尔夫人让人打断了有点拔高声调与一位贵妇闲聊的弗朗西斯·德·克鲁瓦塞152，后者似乎并不明白这是在向她的交谈对象下达禁令。德·圣保罗男爵夫人答应送给加布里埃尔·克劳斯夫人一把她亲自绘制的扇子，作为交换，克劳斯夫人答应某个星期四前往尼托街演唱“我已经原谅153”。关系比较疏远的客人渐渐离去。那些与勒梅尔夫人关系最密切的客人还在继续这场由于范围缩小而变得更加美妙的晚会，半空的大厅可以让人离钢琴更近，更加专注、更加集中地聆听雷纳尔多·阿恩为姗姗来迟的乔治·德·波托—里什再次演奏的一支乐曲。“您的音乐中有某种美妙（似乎在挥手之间甩出这个形容词）和痛苦（似乎在再次挥手之间又甩出这个形容词）的东西让我感到无比快乐。”《往昔》154的作者逐个地向他吐出每个形容词，仿佛他能从中感觉到美雅。
他似乎在用幸福的声音讲述这些词语，用微笑陪伴它们的美，用性感的漫不经心从嘴角里吐出这些词语，犹如点燃一支喜爱的香烟冒出来的轻烟，他右手并拢的手指之间仿佛正夹着这样一支烟。“然后，一切都归于平静，盛会的火把熄灭了，音乐戛然而止，”勒梅尔夫人对她的朋友们说，“你们下个星期二早点来吧，我已经邀请了塔玛尼奥和雷泽凯155。”她尽管放心。届时人们会早早光临的。
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王妃的沙龙156
今天的音乐，从前的回音
“从前”……将从前与今天彻底分开大概是不可能的，那也许是一种亵渎。我想说的是，德·波利尼亚克王妃希望我们尤其不要提起王子，哪怕是一个字。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赫瑞修说：“哈姆莱特王子是个好王子。”“晚安吧，好王子，让成群的天使唱着歌伴随你安睡。”可惜的是，德·波利尼亚克亲王早在两年前就永远安息了，毫无疑问，天使们唱着他最心爱的那些不可言喻的圣歌伴随他安睡。
他是一个好王子，一个才智出众的人，一个能力超凡的音乐家。他的宗教音乐和乐曲如今深受高雅人士的赞赏。他的音乐之所以不为大众所知，原因在于演奏起来难度极高……音乐厅让他感到恐惧。露天演奏更适合于他。树林里的音乐在他看来十分优美。维克多·雨果曾经说过：
……一支看不见的长笛
在果园里的叹息。
最平静安详的歌
是牧羊人的歌。
德·波利尼亚克亲王也这样说过：“我的音乐座右铭就是：旷野（Pleins champs），”他却没有将之写做：“plain chant（意即：单声圣歌）”。格雷福勒伯爵夫人的朋友们还记得，为了让人听到王子的音乐，她曾经打算在瓦朗热维尔157的树林里举办一次晚会
在宁静的月光染蓝的树林底下158，
在那里
乐曲还有片刻的延续。
人们也许还记得，德·波利尼亚克亲王的超前思想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政治方面，他甚至比最超前的年轻人的思想更加超前，很难想象他就是查理十世的那个反动部长的儿子，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他父亲曾经签署过著名的法令，一八三〇年被监禁在汉姆。埃德蒙亲王就是在这一时期在这个地方出生的。让种族传承却又无法料知个性的老天爷给了他瘦长的身材，军人和朝臣的刚毅而又精明的面庞。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亲王身上驻守的精神之火逐渐按照他的思想铸造他的面容。然而，他的容貌特征依然秉承了他的祖先，覆盖在他充满个性的心灵的外表。他的身材和他的面容就好像由废弃的城堡主塔改建的图书馆。我还记得在教堂里举行他的葬礼的那个悲伤日子，巨幅的黑色布单上方是鲜红的帽形王冠，上面只有一个字母P。他的个性消失不见了，他重又回到了自己的家族。
他只能是一个波利尼亚克。
他的后人也许会发现他很像他的祖先和他的兄弟，然而，他们之中的某个人，与他的心灵更加相通的某个人，也许会在他的肖像前面停留更久，仿佛眼前的这位兄弟是他从前似曾相识的知音。他并不蔑视贵族，可他却把精神上的贵族看得高于一切。一天晚上，斯温伯恩（在布鲁克夫人家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对他说：“我真心认为我的家族与您的家族有那么一点血缘关系，我对此深感荣幸，”王子带着发自内心深处的真诚回答他说：“要知道，在这两个家族的亲戚中，最尊贵的人就是我！”
在生活中永远向往最崇高，可以说怀着最虔诚的目标的这个男人有时也会孩子气十足地疯狂放松，那些“凄惨倒霉”的高尚人士却认为这个伟大的高尚人士不惜屈尊的这些消遣粗俗不堪。然而，当他同时运用言语和音乐即兴表演讽刺晚会的节目时，他又是那么的滑稽可笑。他手指底下源源不断地流泻出华尔兹舞曲，此时此刻，看门人在通报每位来宾。
“请问您尊姓大名，先生？”
“居谢瓦尔先生159。”
“不，先生，我在向您请教您的尊姓大名？”
“无礼！居谢瓦尔先生。”
于是，看门人去请示主人：
“男爵先生，这位先生说他叫居谢瓦尔先生，还要通报吗？”
“真见鬼，怎么办才好呢？稍等片刻，我去问问男爵夫人。”
继而是一阵骚乱：刚才通报的是里科尔医生。
“原来是您呀，医生，对不起，请您稍候……”
“不行，我的朋友，在这里不行，你心里明白……”
“我们可以去小客厅待一会儿。”
“不，不，不要利口酒，不要烟卷，不要……”
华尔兹舞曲越来越欢快，人们依稀可以听见一对男女互相指责的对话：“混蛋，昨天我在植物园的猴子前面等了你一个小时。”用如此冷漠的方式演绎出来的这些疯狂不再让我们发笑，它们已经一去不复返……一如他那样。
夏季，他有时去昂菲翁，住在德·布朗科旺公主家；有时去博内塔布勒，住在德·杜多维尔公爵家；有几次去肖蒙，住在阿梅代·德·布罗格利公主家。他在枫丹白露有一处漂亮的府邸，那里的森林风景启迪他写出了好几首乐曲。在他的住处演奏这些乐曲时，仿佛有摄自森林和经过无穷放大的照片在乐池背后流光溢彩。如今的所有创新，音乐与映画相结合，念白加音乐伴奏，他就是这方面的倡导者之一。然而，无论接踵而来的演变或模仿会是什么，科唐贝尔街公馆的装饰依然十分“新潮”，尽管它并不总是那么协调。在他最后的那些年里，他尤其喜欢阿姆斯特丹和威尼斯，他擅长色彩的眼光和音乐家的耳朵在这两座城市之间找到了光线与安宁的双重亲缘关系。他最终在威尼斯买下一座漂亮的宫殿，他说过，唯有在这座城市里，人们可以打开窗户跟人交谈而无须提高嗓音。
十多年前，王子与森热小姐结婚的时候，一年一度的绘画沙龙通常会收到或奖赏为数可观的展品。王子是音乐家，王妃也是音乐家，两个人都对各种形式的才识感觉敏锐。唯一不同的是，王妃总是怕热，而王子总是非常怕冷。他也知道置身于科唐贝尔街的画室接连不断和人为造成的穿堂风之中的后果。他尽量想方设法地保暖，始终裹着格子花呢长巾和旅行毛毯。
“您还想怎么样？”他对嘲笑他这身奇异装束的那些人说，“阿那克萨哥拉160曾经说过，生活就是旅行。”
嫁给王子的森热小姐曾经生活在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优雅环境之中，她的姊妹嫁给了德卡兹公爵，她与拉罗什富科、克鲁伊、吕伊纳和贡托—比隆家族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德·波利尼亚克亲王的一个姊妹是德·杜多维尔公爵的第一任妻子。德·波利尼亚克王妃因此成为出生在拉罗什富科家族的德·吕伊纳公爵夫人的姑母，出生在于泽家族的德·吕伊纳公爵夫人和德·诺阿耶公爵夫人的姑婆。德·波利尼亚克亲王又通过马伊—内尔家族与埃梅雷·德·拉罗什富科伯爵夫人和德·凯尔圣伯爵夫人有了更加密切的亲缘关系。可以说，从音乐的角度来看，科唐贝尔街大厅的音乐表演水准始终是一流的，在那里，时而可以听到演奏完美的古典音乐，比如《达耳达诺斯》161，时而是对福莱刚刚创作的所有乐曲，福莱的奏鸣曲，勃拉姆斯的舞曲的独特而又热烈的诠释，用上流社会编年史的语言来说，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风雅”。这些盛会往往在白天举行，透过玻璃门窗的棱柱透射进来的太阳光照亮了画室，闪耀出千万道光芒，眼看着王子引领着容光焕发而又面带微笑的格雷福勒伯爵夫人入座真是一大快事，伯爵夫人是容貌出众的大美人和品位良好的鉴赏家，她也是王子的狂热支持者。她敏捷而又礼貌地挽着王子的手臂在汹涌而来的窃窃私语声中穿过画室，她的出现引起了众人的艳羡，当音乐响起之时，她专注地聆听着，神情急切而又温顺，美丽的眼睛凝视着听到的旋律，犹如
从远处窥视自己猎物的一只金色大鸟162。
王子以恰到好处而又和蔼可亲的周全礼数接待他的所有来宾，两位无与伦比的少妇走了进来，他的脸上（那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精美的面容）洋溢着慈父般的喜悦和温情，在这里我们只想提一下她们的芳名，详情留待日后赘述，马蒂厄·德·诺阿耶伯爵夫人和亚历山大·德·卡拉芒—希梅王妃163，她们与生俱来的卓越才华已经让王子惊为天人。这两个名字意味着文学荣耀与绝色美貌并举的双重权威，如今已经成为每个有思想的人仰慕的巅峰。多么美妙的时辰！充沛的阳光照亮了克洛德·莫奈的《荷兰哈勒姆附近的郁金香花圃》，据我所知，那是他最美的画作。王子在结婚之前的一次拍卖中曾经觊觎这幅画。他曾经说：“太气人了！一个美国女人竟然从我手中将这幅画夺走了，我诅咒讨厌这个名字。几年之后，我要娶那个美国女人为妻，这样一来，我就能重新占有这幅画了！”这些美妙的时辰，这些风雅和艺术的盛会终将重现。届时出席的宾客不会有任何改变。拉罗什富科、吕伊纳、利涅、克鲁伊、波利尼亚克、马伊—内尔、诺阿耶、奥利昂松家族会让德·波利尼亚克王妃置身于挚爱之中，王子的死丝毫没有改变这份挚爱，可以说，她给王子带来的美好年华反而又为这样的挚爱增添了一层深深的感激，她非常理解王子，在他生前对他一往情深，在他死后对他虔诚恭敬，正是她实现了王子的艺术梦想。从前欢快的家庭舞会中使用的同样音乐也许还会重新在大厅中回荡，然而，这些音乐与人们听惯了的巴赫的奏鸣曲或贝多芬的四重奏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王妃会敦促埃德华·德·拉罗什富科伯爵的几位朋友去跳沙龙舞，好让她的孙侄们也参加到跳舞的行列，科唐贝尔街的大厅对这些舞客非常熟悉，从维尔德—德利尔先生到贝尔特朗·德·阿拉蒙伯爵和德·阿尔比费拉侯爵（人们不久就再也不能称他为舞客了，因为他在准备撰写他的土耳其行记的其中一卷，整理第一帝国的一位著名元帅未曾发表过的令人惊心动魄的回忆录，只有梯也尔先生见识过这些回忆录，他在撰写《执政府与帝国》时不失时机地利用过其中的资料）。然而，致力于艺术和快乐，或严肃或琐碎的这些难忘时光即使能够美妙无比地重新再现，某种不可取代的东西也会改变。我们再也看不见思想家、艺术家、精神上美轮美奂、多情而又善良的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亲王了。当然，他是“一个好王子”，正如赫瑞修所说的那样。我们也像赫瑞修那样，对如此喜爱天使的歌，听着这些歌声永远安睡的已故王子再说一遍：“晚安，好王子，让成群的天使唱着歌伴随你安睡。”
德·奥松维尔伯爵夫人的沙龙164
出于事业的需要，反对派的报刊上逐渐浮现出一张“教权主义者”勒南的面孔（而且比政府描绘的那个“反教权主义者”勒南更加逼真），从此之后，勒南的“语录”不胫而走。我的同行博米埃先生165的那篇可爱喜人的《雕塑的答复》——初看之下，好像纯属知识领域，然而，在这篇文章中，那个明显的思想抄袭者却懂得如何运用阿里雅娜的精巧机关，在勒南作品的迷宫中放设一条难以察觉的导线——这部举足轻重的作品创立了一个学派——却又始终算不上大师之作。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大量阅读（或大量浏览）《童年与青年时代的回忆》《戏剧集》《哲学对话》《散记》。既然勒南的一句话如今被习惯性地用来为“巴黎报刊头条”加冕，那么，请原谅我用勒南的一句话作为“社交界闲谈”的开头。在“巴黎政治报刊头条”与“社交界”这两者之间，勒南会觉得其中最轻佻浅薄的也许还不是社交界。
勒南在正式加入法兰西学院的入院演说中指出：“当一个民族能够让我们用自己的肤浅制造出……比我们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更加高尚的显贵，比那些向我们的哲学微笑的女人更加妩媚可爱的女人……比我们父辈的社会更加惬意、更加崇高的社会之时，我们就会心悦诚服。”
勒南的这种观念并非空穴来风（古往今来，又有哪种观点会是空穴来风？）。在同一个演说中，在《哲学戏剧》和《精神与伦理改革》中，他指出，德国必须历经艰辛才能产生像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法国社会那样的社会，“像一七八九年法国王朝时期的绅士那样的绅士，”由此可见，他再次回到了这种观点上。他后来甚至回过头来反驳这种观点，这是他偏爱的回顾一种观点的方式之一。然而，如此这般的种种观点在我们看来却有点独特罕见。可爱迷人的举止风度，礼貌与优雅，甚至思想，这一切是否确实具有一种绝对价值，值得思想家去权衡考虑呢？如今，人们对此很难相信。这样的观点对勒南的读者逐渐失去了它们仍能呈现给读者的少许意义。
然而，勒南的某个青年读者也许会对我们说：这些人身上是否还存在着精神与伦理的高贵遗传？这种遗传最终造就了肉体，将书本上的和没有生命的这种“生理上的高贵”引进这个肉体。我们是否能够暂时以“幸存者”的名义（人们也许尚且年轻，没有长期的生活经历却还活着，甚至终其一生都没有生活经历却只是生活过）探讨这种文明的两种范式？勒南断言，这种十分精深的文明从某种程度上可以为一七八九年前的旧王朝提供依据，让他喜爱法国的轻松甚于德国的博学。难道我们没有看见这些人的高贵身架就是一尊天然高贵的雕像，而他们死后的雕塑就躺在小教堂深处他们的坟墓上？这个读者又补充道：“当然，我希望这两种才识之士能够体验今天的生活，即使他们不能引领今天的生活，进而为今天的生活传递些许往日生活的美雅。”我会这样回答这个年轻人：“那就请人给您引荐德·奥松维尔伯爵夫妇。”如果我打算在最理想的环境中进行这种体验，我会尽量把引荐的地点放在科佩166那幢浸透着往日时光的宅邸，德·奥松维尔夫妇只是这种往日时光的延续、鲜花和果实。
我不想为了我不明真相的一则趣闻轶事而站在他的同党一边，去伤害在思想和言行方面都极具天赋的饶勒斯先生。然而，应该对此感到不满的究竟是谁？一天，这位令人敬佩的演说家在一位收藏名画的贵妇家参加晚宴，他在华托的一幅画前赞叹不已，可她却说：“大人，如果您掌权的话，这一切就会从我这里被没收。”（她是指共产主义掌权）然而，这位新世界的救世主却用这些不可思议的话安慰她：“女人167，不要为此担忧，因为这些东西还会归您保管；其实，您比我们更熟悉、更喜爱这些名画，您会更加精心地保管它们，所以，这些名画最好还是由您保管。”以此类推，我可以想象任何东西应该归属于喜爱和熟悉它们的人，饶勒斯先生会在一个集体主义的欧洲把科佩“留给”德·奥松维尔先生“保管”，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喜爱、更熟悉这个地方。德·奥松维尔小姐甚至在她逝世之前就将科佩拱手相让，因此可以说，科佩已经归属德·奥松维尔先生。
除了这块领地，他还完全“拥有”这块领地的臣民。他在这个时期撰写的《内克尔夫人的沙龙》一书证明，从那时起，他就已经“通过正当的合法权利”拥有科佩。他也可以“通过正当的出身权利”拥有科佩。这并不是德·奥松维尔先生撰写的最佳作品。当时，德·奥松维尔先生的父亲168仍然健在，而《内克尔夫人的沙龙》的作者还是德·奥松维尔“子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天才尚未“显山露水”，缺乏崭露头角的机会。他还不能娴熟地把握自己的风格，对句式的运用犹豫不决而且信马由缰，有点漫不经心的感觉。过不多久，他就完全掌握了这种更加紧凑、卓有成效的方法，他因此成为法兰西学院最机智、最完美的演说家，最尖锐辛辣的历史学家。然而，即便如此，他的著作读起来也非常令人享受。让人感觉到科佩的未来产业已经“非他莫属”。据说，有一天，我们贵族中深孚众望的某个人物邀请一位外国客人参观他的城堡，来访者对他说：“太不可思议了，您的这些小玩意儿真可爱。”城堡的主人不乐意了，他忿忿不平而又振振有词地回答说：“小玩意儿！小玩意儿！对您来说，它们是小玩意儿！对我来说，它们是传家宝。”同样，这位走马观花地参观科佩的外国客人只看见曾经属于德·斯达尔夫人的一件家具，而德·奥松维尔先生却认出他祖母的安乐椅。在金秋的一个懒洋洋的白天来到科佩是一件赏心乐事，仍然湛蓝的湖泊上的葡萄树泛出金黄，略带寒意的这幢十八世纪宅邸的所有一切都是栩栩如生的历史，居住在这里的后裔们既有“品位”，又懂生活。
这是一座已经成为历史文物的教堂，弥撒照旧在这里举行。德·夏特勒公爵夫人居住着德·斯达尔夫人的房间，德·贝阿恩伯爵夫人居住着雷卡米埃夫人的房间，德·塔朗莱夫人居住着德·卢森堡夫人，德·布罗格列王妃居住着德·布罗格列公爵夫人的房间。他们仍旧像故人那样交谈、唱歌、欢笑、坐汽车外出兜风、吃夜宵、阅读，却又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并不热衷于模仿先辈，生活还在继续。然而，生活不知不觉地在为此设置的各种物品中延续，从“那个时代人物”的装束打扮，古色古香的摆设中“再现原貌”的“老巴黎”恰到好处地散发出更加浓郁、更加沁人心脾的往日馨香。过去与现在擦肩而过。德·斯达尔夫人的图书馆里，有着德·奥松维尔先生最喜爱的书籍。
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这些人之外，经常出现在科佩的还有德·奥松维尔夫妇最亲密的几位好友，他们的子女勒马鲁瓦伯爵夫妇、德·马耶伯爵夫人、德·博纳瓦尔伯爵夫妇，他们的连襟和堂兄弟阿尔库、菲兹—雅姆和布里格利。某一天，德·博沃王妃和德·布里耶伯爵夫人从洛桑来到这里，同行的有德·普塔莱斯伯爵夫人和德·塔莱朗伯爵夫人。德·夏特勒公爵时常来这里逗留。来自安费恩的德·布朗科旺王妃、马蒂厄·德·诺阿耶伯爵夫人、德·卡拉芒—希梅王妃、德·波利尼亚克王妃。来自蒙特勒的德·贡图夫人；来自普雷尼的阿道夫·德·罗特希尔德男爵夫人。出身塞居尔家族的德·盖尔纳伯爵夫人在这里的几次表演深受欢迎。格雷福勒伯爵夫人前往卢塞恩时也在这里停留。
然而，德·奥松维尔夫妇的社交魅力犹如取自源头的甘洌泉水，在巴黎十分有用。大家都在那里欣赏到德·奥松维尔伯爵夫人异想天开的无与伦比穿戴，高傲而温柔的美丽头颅高高昂起，头戴冠冕或“羽冠”，棕褐色的眼睛聪慧慈祥。每个人都欣赏她迎接客人时仪态万方的礼节，十分殷切而又非常含蓄，全身前倾以示亲热却又不失尊贵，然后再用一个令许多人沮丧的协调体操动作将对方甩在身后，将这人远远地打发到他原本该去的地方。这种“保持距离”的方式与德·奥松维尔先生如出一辙，而且被称为款待男士的自然“习惯”（就这个词十七世纪沿袭拉丁文的意义而言）。由于德·奥松维尔夫人的知交范围十分有限，况且她又是如此的简单率真，许多人只知道她的这种王家风范的待人接物方式，只能以此推测她身上的美妙智慧和心灵。德·奥松维尔先生显然是大名远扬的人物。他是各种文学沙龙的点缀，他的殷切让那些被引荐给他的人信以为真，让他们相信有可能与他进一步交往，这些人往往不习惯准确地诠释巴尔扎克的所谓“礼仪宝典”。由此产生了许多滑稽可笑的失望沮丧。况且人们还会大错特错地认为，德·奥松维尔先生从来不受社会等级偏见的约束。“告诉您说吧，在这个社交圈里，我属于一个绝对不在乎个人价值的小团体。”加斯东·德·卡亚韦和罗贝尔·德·弗莱尔169的惊人之作《大力神的丰功伟绩》170中的人物之一就是这样说的，在这出最脍炙人口的轻歌剧中，有着一些伟大喜剧的精彩场面。德·奥松维尔先生在社交圈和上流社会都不属于这个团体。对他来说，最为重要的恰恰就是个人价值。在圣多米尼克街的沙龙中，雷米尔蒙女修道院长171，她的肖像就悬挂在高墙上，曾经看见过各种类型、各个派系的成功人士川流不息，其中的许多人无须任何贵族家世证明就能进入他的贵族领地。在所有的“保守派”当中，德·奥松维尔先生是最真诚、最勇敢的“自由派”。我将援引他加入法兰西祖国同盟172时对他的那次不太引人注目的采访，他在采访中从自己的角度解释了应该如何协调对祖国的爱与对正义的尊重；以及他最近关于保尔·布尔热的《阶段》173的那些信札。在反对迫害方面，没有人比他更为胜任，而如今的受害者是天主教徒。早在“反对教权主义”泛滥之前，他就同阿纳托尔·勒鲁瓦—博里厄先生一起痛斥所有其他形式的宗派思想，无论是由此引起的后果还是在此之前的预兆。
他的威望使他当之无愧地被推选为顾问去仲裁许多文学争议和形式上的弊病，后者被勒南称为Morbus litterarius（咬文嚼字）。他的一丝不苟让他成为有人听信、有远见卓识、和蔼可亲、有点吹毛求疵、也许还有点危言耸听的医生。他的见解有时会因为唯恐变成阿谀奉承而显得悲观，不足之处在于这些见解有可能让天才感到气馁。然而，这种情形终究是十分罕见的。相反，当他施展自己的才华用以解乏的时候，人们有时会用其他人的才华来告诫和引导他。然而，在其他的时候，人们更乐意看见他在这种文学法官的身份之上再增添一种政治法官的身份。他的宽容广博的思想，他的大慈大悲的心灵会让他成为好国王或公正开明的王子的模范朝臣。
波托卡伯爵夫人的沙龙174
小说家好像经常以某种先知先觉的准确细节提前刻画在他们之后很久才会存在的社会甚至人物。就我本人而言，我从来没有阅读过《卡迪央王妃的秘密》，我们看到其中的那位王妃“现在过着一种十分简朴的生活，居住在距离她丈夫的公馆两步之遥的地方，那座公馆不是财富就能买到的，她喜欢底层的那个长满灌木的小花园，四季常绿的草坪给她的隐退生活带来了欢悦；”——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巴马修道院》的这个章节，我们从中看到，比埃特纳拉伯爵夫人离开她丈夫的那一天，“整个下午，上流社会所有的车马随从都停在这幢住宅前面，她在这幢住宅里只有一间套房，”——想不到巴尔扎克和司汤达“根据指定的法令”，预见并且预言了波托卡伯爵夫人的生存状况，甚至不惜为她安排最微不足道的各种细节。
比埃特纳拉伯爵夫人！卡迪央王妃！多么妩媚可爱的形象！她们并不比波托卡伯爵夫人更有“文学情调”，更加“栩栩如生”，更何况她又是那样的与众不同。一个不受青睐的访客摁响了夏多布里昂街小公馆的门铃，看门人冷冷地回了一句话：“伯爵夫人已经出门。”而德·吕伊纳公爵夫人的车马随从正在大门口踱步，还有德·盖尔纳伯爵夫人停在那里的轿车，这一切分明告诉我们：“伯爵夫人”确实已经回家了。看见这样的情形，我无数次想到了您（我是指您的外在生活环境，当然不是指您的生活本身）。为了不让那个被拒之门外的伤心访客徒增屈辱，我一直等到他走远，这才走近看门人，不等我开口，他就向我坦白承认：“伯爵夫人在家。”夏多布里昂街的门扉再次重重关闭，人们仿佛神奇般地来到距离巴黎十里远的地方，因为巴尔扎克描写的“那个长满小灌木和草坪的小花园”立刻让想象置身于异国他乡，沉浸在花园里无声的语言和芬芳的喧嚣之中。在走近一位女神之前，初次觐见总是要穿过宽阔的地带。
来到伯爵夫人的候见厅，我们已经失去了对城市和时日的所有回忆和所有关注。即使必须来一次漫长的朝圣才能找到一幢与世隔绝的府邸，我们还是来了。然而，由于某些同样十足巴尔扎克式的原因，我们马上就会对此做出解释，对于伯爵夫人来说，从巴黎市中心被流放是远远不够的。她需要切实有效的流放。而现在，伯爵夫人的“一小撮信众”，正如圣西蒙谈论费纳隆时所说的那样，每天都不得不长驱直入欧特伊，几乎直到布洛尼林园门口，去泰奥菲尔·戈蒂埃街的梧桐树，拉封丹街的栗树与皮埃尔—盖兰街的杨柳树之间寻找这位不需要任何人的蛮横女友，她根本不在乎住在外省会给大家带来的不便，为了再次证明她对人类的蔑视和对动物的热爱，她竟然住到她自称是一个也许任何人都不会来，可以让她照料她的狗的地方；因为这位对朋友忠心耿耿的女人始终扬言要彻底超脱所有的人类情感，她对人类怀有犬儒主义哲学的蔑视，怀疑友情，追求恒久，嘲笑哲学，然而，面对她收养的可怜的瘸腿狗，她却大动感情，不惜放下她的高贵身段。为了照料这些狗，她有一年没有睡觉。据说她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卡迪央王妃，尽管如此，她却是“今天巴黎最擅长穿着打扮的妇女之一”，可她不再穿着打扮，邋遢随便，听凭身体发福，一心都在她的狗身上。她每天夜晚随时起床照料一条患有癫痫的母狗，她最终治愈了这条可怜的狗。她只为狗而出门，而且选在适于遛狗的时间，正如她的女友，伟大的艺术家玛德莱娜·勒梅尔仅仅去过一次展览会，“为的是让她的卢特见识一下埃菲尔铁塔。”有时，在布洛尼林园树林深处的一条偏僻小径，晨雾之中，随着一阵犬吠声，伯爵夫人“一手牵着她的那条惊恐万状的苏格兰牧羊犬175”突然出现，她那洁白的美色堪可媲美冷漠的月亮和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诗人176向我们描述了同样的一队随从：
时辰已到，穿过荆棘和野草，
在高大的牧羊犬中间……娇美华贵，
所向无敌的阿尔忒弥斯让树林惊骇。
由于这些狗在巴黎过于吵闹，妨碍了邻居，她便来到欧特伊。然而，她的“一小撮信众”紧随不舍。所有她的死党，遗孀德·吕伊纳公爵夫人、德·布朗特夫人、德·吕贝萨克侯爵夫人、德·卡斯泰拉纳侯爵夫人、德·盖尔纳伯爵夫人、杰出的女歌唱家，我今天姑且不说出她的名字，德·加内侯爵夫人、德·贝阿恩伯爵夫人、德·凯尔圣伯爵夫人、杜布瓦·德·莱斯坦先生、德·洛侯爵，他是极品男人之一，他无法跻身于顶尖行列，没能在高就的职位上闪光发亮仅仅是由于政治变迁的阻挠，可亲可爱的德·吕伊纳公爵、马蒂厄·德·诺阿耶伯爵，德·吉什公爵刚刚把这位伯爵的一幅高贵生动的华美肖像放到沙龙中展览，德·卡斯泰拉纳伯爵（我们已经在谈论玛德莱娜·勒梅尔夫人的沙龙时提到过他，我们不久还会再次提到他），维泰莱希侯爵、维多尔先生，最后是让·贝鲁先生，我们曾经在玛德莱娜·勒梅尔夫人的同一个沙龙中提到过他的荣耀、天才、威望、魅力、心灵和思想——所有的人都会走到天涯海角去寻找她，因为他们不能没有她。一开始，他们最多只是让她感觉到，为了看见她，他们不惜进行一次十分艰难的旅行，而她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第一次去朝拜的德·拉罗什富科伯爵告诉她说：“这地方太美了。附近是否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可供参观？”在拜访伯爵夫人的常客当中有这么一位，本报的读者尤其喜爱这个人的名字，读者习惯于在这个人的专栏中寻找某种哲学契机，引起轰动的效应，比如他的这篇关于写作癖的文章打动了多少苦于缺乏文学经历的上流社会青年，尽管他并没有针对这些人。这个人就是加布里埃尔·德·拉罗什富科伯爵。你们大家都看到过这个伟大的年轻人，他前额上的两颗名贵宝石般的明亮眼睛来自他母亲的遗传。然而，与其让我来向你们讲述这一切，因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没有在这里互相吹捧的习惯，我宁可援引一位权威判官对这个人的看法。欧仁·迪弗耶先生不久之前曾经说过：“他会是一个超凡出众的天才；他会成为他那个世界的荣耀，他也会成为他那个世界的耻辱。177”
出生于皮尼阿泰利家族的波托卡伯爵夫人是教皇英诺森十二世的后裔，圣西蒙曾经对这位教宗有过绝妙的评论：“那是一位伟大而又神圣的罗马教皇，真正的牧师和真正的万众之父，圣彼得的座椅上难得见到像他这样福祉功德无量的教宗，他带走了全世界的悔恨。他的名字叫安托万·皮尼阿泰利，一六一五年出生于那不勒斯的一个古老家族，一六九一年七月十二日被选为大主教……他出任过马耳他宗教裁判所的判官，驻波兰的教廷大使，等等……每个法国人，尤其是那个执政的家族应该对这位教皇留有弥足珍贵的亲切回忆。”（《圣西蒙》第二卷，第364—365页，谢吕埃尔出版社）波托卡伯爵夫人的这部分家谱不会让我们觉得无足轻重。在我看来，她是个热情洋溢的爱国主义者，法兰西的朋友，忠诚的保皇党人，我敢说，她有点像是宗教裁判所的伟大判官，正如她的祖先。她故意带领她的异教徒女友（当然，除了一两个其他女友，比如她挚爱的那位精致优雅的卡昂夫人，还有像卡恩夫人那样杰出的妇女）去看歌剧，我有时会扪心自问，换作另一个时代，她是否还会兴高采烈地带领她们去焚尸柴堆。她思想解放，不带任何偏见，却又一味地沉湎于社会迷信。她充满矛盾，富有而且美貌。
她认识二十世纪末所有最奇特的艺术家。莫泊桑每天都去她家。巴雷士、布尔热、罗贝尔·德·孟德斯鸠、福兰、福雷、里纳尔多·阿恩、维多尔也去她家。她还是一位著名哲学家的朋友，尽管她对这位友人始终亲切忠诚，可她还是喜欢羞辱他的哲学。在那里，我还发现罗马教皇的这位侄孙女喜欢羞辱至高无上的理性。据说她为著名的卡罗编写过滑稽故事178，这不禁让我联想起康帕斯伯让亚里士多德手足并用，四脚行走的故事179，那是中世纪出现在大教堂里的仅有的古代故事之一，它旨在告诉世人，异教哲学无法让人免遭情欲之苦。因此，传说中波托卡伯爵夫人编写的滑稽故事里的那个唯灵论哲学家很可能就是面带微笑和逆来顺受的受害者，我似乎从那不勒斯式的欢悦中看到了来自某种隔代遗传的为基督教辩护的下意识忧虑。一旦跨越了这个高傲而又稀罕的造物绝妙的各种心血来潮，人们就会对她的友谊喜出望外，并且养成一种如此刺激的习惯：他们无法拒绝这些迷人和诱人的欢悦，迷人是因为伯爵夫人本人永远只是她自己，换句话说，她是别人无法代替的，诱人是因为她永远在下一分钟让人感到陌生，因为她时刻都在变化，而且永远如此。
可以理解，她的古典美、她的古罗马式的端庄、她的佛罗伦萨式的美雅、她的法国式的礼貌和她的巴黎式的思想极具诱惑力。波兰也是她的祖国（因为她嫁给了波托卡伯爵这个可爱亲切的男人），她本人曾经说过，她身上具有巴黎街头机灵调皮的流浪儿的俗话中所说的那种东西，那种东西与她雕塑般的沉稳端庄以及流水淙淙、鸟语啁啾的嗓音（那是这位伟大的女音乐家所能演奏的最悦耳的乐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请允许我们援引这样的话作为结束。一天，她感到寒冷难耐，于是便去取暖，没有回应向她问安的那些忠实常客，后者对这种失迎有点不知所措，只好恳切而又窘迫地自言自语，恭敬地吻着她似乎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伸向他们的那只手（我美，哦，美得不共戴天，就像石头的梦180），她向一个最宠爱的人指了指她刚才凑过去取暖的火炉，也许是一阵忧郁或欢乐再次袭来，她叫嚷道：“我的舒贝尔斯基181！这就是波兰留给我的一切！”
美术与国家182
先生：
您寄给我的问卷已经收到，对此我深感荣幸。您借口进一步明确您提出的问题，急不可耐地向我们指出您希望按照哪种思路来设计答案。经过两页十分有趣而且必不可少（您说得太好了）的解释，您有理由认为，读者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您再也不必煞费心机地说出您的想法，和盘托出您的意图，这根本不是“问卷”，而是对一种意见进行公民投票表决。因此，经过这些“必要的解释”，您赋予您的问卷一种彻底开诚布公的新形式：“您能接受罗马的百年专制吗？等等。您认为国家有权奴役个性吗？”面对这样的问题，谁敢斗胆回答说，他赞成罗马专制和奴役个性？当然，总有您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万一有这样不大可能出现却又碰巧出现的大胆狂徒，您又会带着怎样的嘲讽对此横加痛斥：“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就意味着现状良好。”
好吧，先生！无论如何，在任何情况下，国家永远都没有“权力”奴役个性，您是否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要“想”奴役一位艺术家的[这种]个性，首先必须具备一种比他更强的个性的正能量。如此这般的奴役距离自由的开始不太遥远。继而是懒惰、疾病、附庸风雅的负能量。然而，先生，您怎么会希望“国家”去奴役个性呢？就拿任何一位官方画家来说吧，我比您更喜欢他们的绘画。也许您确实认为在这个画家那里能够找到一个遭到国家扼杀的开明的精神乌托邦，那是克洛德·莫奈甚至维亚尔183向往的生活境界。您是否以为“遭受国家奴役”的克洛德·莫奈先生能够画出M.Z.？我认为，如果没有自由而只有戒律，我们就会实实在在地死去。我并不认为自由对艺术家非常有用，可我却认为戒律对精神病患者，尤其是对今天的艺术家大有裨益。因为戒律本身是一种内容丰富的东西，尽管它有其规定的价值。不管怎样说，让货真价实的“大师们”去负责教学也许是比较好的选择。正因为如此，我要向您推荐一个不太极端的结论，那也许就是针对您提出的问题的十分明智的回答。
您为什么要求取消美术学校，而不是要求克洛德·莫奈先生、方丹—拉图尔184先生、德加先生、罗丹先生去那里授课？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更何况我并不知道现任的教授们姓甚名谁，然而，不要忘记，居斯塔夫·莫罗和皮维斯·德·夏瓦纳185曾经在波拿巴街授课。再者，据我推测，最伟大的艺术家不一定最擅长讲授许多“其他的”课程。加斯东·布瓦西埃先生186显然是比皮埃尔·洛蒂先生大为逊色的作家。然而，从前者的授课中学到的东西也许会比后者更多。我承认，官方绘画就像官方音乐，比官方文学和官方哲学更加远离真正的绘画。总而言之，我们杰出的作家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或者可以是（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法兰西学院院士。拉什利埃先生、达尔吕先生、布特鲁先生、柏格森先生、布伦斯维克先生187在大学任职。相反，我们最伟大的画家和最伟大的音乐家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在学院任职，他们不见得会有进入学院的机遇。
最后，先生，关于这第一点，鉴于您对此有太多的深入了解，即便我要向您声明，我对这个问题外行到了可怕的地步，可我还是坚持介于两者之间的结论。重新恢复更加自由地选择教授的教育，尤其是让克洛德·莫奈、德加、方丹—拉图尔、罗丹先生那样的人（还有您跟我一样熟悉的其他人）授课。我援引的这些名字特别能够说明问题，这些艺术家所达到的炉火纯青程度是今天任何人都无可非议的。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不会向您提供任何结论，因为在我看来，目前状况良好。尽管我并不认为某些地方享有美的独家特权，比如梅特林克先生188新近的篇章中的罗马，但是罗马似乎仍然还是能够最具刺激性、最持久地促发一个艺术家想象的地方之一。我认识许多没有官方背景的年轻人，他们在长期研究之后来到罗马度过了几个年头。我当然认为美也可以在别处找到，美无所不在。既然有必要精心选择，那么在我看来，人们没有理由认为其他任何美丽的地方，比如翁弗勒、坎佩累，或其他任何地方比罗马更美。
至于理想的“古罗马”对我们施行的“专制”，您是否认为只有在迫使我们屈服于其他人的同时，我们才会逐渐意识到我们自己？拜占庭的庄严呆板对古罗马艺术家施行的专制空前绝后。难道就没有什么比他们的雕塑更加精美的东西吗？继之而来的那些更加自由化的作品仍然戴着这副枷锁，向我认为无与伦比的这种魅力卑躬屈膝。“世界上最美的雕塑”，惠斯曼189如是说，“中世纪最美的雕塑”，罗斯金如是说——就是查尔特勒大教堂的西门廊。没有哪件杰作比兰斯的这些令人赞叹的雕塑更加独特，更加自然，更加法国化。而艺术家却仍然是拜占庭戒律和风格的奴隶！我们看不出这种“专制”影响会导致对艺术家个性的过分奴役。其中的自由与屈服兼而有之。您难道不认为印象派画家的影响远比古罗马更加专制吗？艺术影响必须依赖官方约束才能实现的观点是一大谬误。爱情就是最伟大的暴君，没有独特见解的人只会卑躬屈膝模仿人们喜欢的东西。事实上，对艺术家来说，只有一种名副其实的自由，那就是独创性，缺乏独创性的人就是奴隶，国家也许会照料他们，也许不会。千万不要试图砸碎他们的锁链，因为他们立即会锻造出其他的锁链。与其模仿让—保罗·洛朗斯先生，他们会模仿瓦洛东先生190。最好还是让他们保持原先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