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确定答案再为答案寻找理由

把决定中的大脑看作大型辩论会，就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喜欢相信自己的决定反映了各个脑区的明确共识，整个大脑都同意我们应该怎么做。然而，这种一派祥和的景象没有一点儿现实基础。可能NAcc想要乔治·福尔曼烧烤装置，但是脑岛知道你买不起或者前额叶皮层觉得不划算；可能杏仁核喜欢希拉里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强硬言论，但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被奥巴马令人振奋的言论激活。当不同脑区的反应相互对立时，你就会感到不确定的刺痛。你不知道自己到底处于什么立场，你当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当然，问题就是如何协调不同的观点。如果大脑内部总是不一致，一个人怎么能做出决定呢？乍一看，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强求一致。理性脑应该介入，结束情绪脑的所有争吵。

尽管这个自上而下的解决办法看起来不错——运用最先进的脑区结束认识分歧，但是使用起来要极其谨慎。问题在于急于结束争论经常会让人忽略关键信息。一个人如果迫切希望让杏仁核闭嘴、让OFC沉默或者抑制边缘系统的某个部位，那么他最终会做出糟糕的决定，不能忍受不确定性的大脑（不能忍受争论）经常会诱使自己做出错误的决定。迈克·普赖德评论编委会的话语也适用于大脑皮层：“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发表自己的看法，每个人都倾听别人的意见并尝试理解别人的观点。这一过程不能省略。”

不幸的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思考方式尽管武断，但是非常具有诱惑性，我们的大脑经常屈服于这种方式。只要看看政坛，研究一下有着强烈党派倾向的选民，就知道为什么不要形成先入为主的观点了。有着强烈党派倾向的选民固执己见，什么反对意见都听不进去，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的立场了，再多的新信息、再多的游说也无法改变他们大脑内部的辩论结果。

例如，1976年总统大选期间，有人对500位有着“强烈党派忠诚度”的选民进行调查分析，结果发现：在竞选进入白热化阶段的最后两个月，只有16人被说服，将选票投给另一党派。另外一个研究追踪了1965~1982年的选民，描绘出他们的党派倾向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尽管那个时期美国政治局势异常动荡——期间经历了越南战争、经济滞胀、尼克松下台、石油短缺和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近90%在1965年自称是共和党人的选民结果在1980年将票投给了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历史事件并未改变多少选民的想法。

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党派身份如此持久了。艾默瑞大学的心理学家德鲁·韦斯顿（Drew Weston）用脑功能成像仪观察了2004年大选期间有着强烈党派忠诚度的普通选民的大脑活动情况。他给选民们呈现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乔治·布什（George Bush）几处明显自相矛盾的言论，例如，实验测试者会读到布什的一段原话，布什在这段话中表扬了伊拉克战争中士兵的服役表现，并承诺“为所有老兵提供最好的照顾”，然后测试者又会了解到布什在同一天发表的另外一篇演讲，演讲显示他的政府将削减16.4万名老兵的医疗福利。同时，测试者也会读到克里有关授权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自相矛盾的言论。

看过两位候选人各自不一致的言论之后，测试者被要求在一个四点量表上对两位候选人的自相矛盾水平进行评分，4代表自相矛盾水平极高。不足为奇的是，选民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党派忠诚度。民主党人非常困惑于布什自相矛盾的言论（他们对布什言论的评分大多为4），但是觉得克里的自相矛盾没有那么严重。共和党人的反应方式恰好相反，他们原谅了布什的失态，却几乎总是觉得克里的言论存在明显不一致的地方。

通过用fMRI研究这些选民，韦斯顿得以从大脑的角度观察这一带有党派倾向性的推理过程。他可以看到，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自相矛盾的证据面前挣扎，费力地保持自己的政治立场。看到自己所支持的候选人的不一致言论之后，忠诚的党员自动地召集诸如前额叶皮层等负责控制情绪反应的脑区。尽管这一发现可能表明选民是理性的代理人，冷静地吸纳令人不舒服的信息，但是韦斯顿已经知道不大可能是这种情况，因为测试者对克里和布什的评价完全取决于他们支持哪一党派。那么前额叶皮层在做什么呢？韦斯顿认识到，选民使用理性脑不是为了分析事实，而是为了维护其党派确定性。然后，一旦测试者能够很好地解释眼前自相矛盾的言论，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找到理由，他们大脑内部的奖励回路就会被激活，他们就会体验到一阵快乐情绪。自我欺骗，换句话说，感觉好极了。韦斯顿说：“从本质上讲，似乎这些忠诚的党员转动了认知万花筒，直到找到自己想要的结论，然后他们因此得到很大的强化，消除了消极情绪，激活了积极情绪。”

这一自欺欺人的思考过程在塑造选民的观点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有党派倾向的选民确信自己很理性——只有另一党派的选民不理性，但是他们实际上是理性化者，为自己支持的党派的言行寻找理由。

为了证明这一点，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分析了1990年大选的民意调查数据。比尔·克林顿总统第一任期内，财政赤字下降幅度超过90%。但是，当共和党的选民于1996年被问到克林顿执政期间财政赤字发生了什么变化时，超过55%的人回答说财政赤字增加了。巴特尔斯的分析还揭示了一个有趣的事实：那些所谓的“信息充足”的选民（每天读报、看有线电视新闻、能在议会上认出他们的代表的共和党人）所了解的信息并不比那些“信息匮乏”的选民多（许多“信息匮乏”的选民甚至叫不出副总统的名字）。

根据巴特尔斯的说法，了解更多的政治信息并不能消除政党偏见，原因在于选民倾向于仅仅吸收那些证实他们已有信念的信息。如果某条信息不符合共和党人的观点——克林顿减少赤字不符合他们对“tax and spend liberal”[1]政策的固有看法——这一信息一般就会被忽略掉。巴特尔斯说：“选民们认为自己在思考，但是他们所做的实际上只是编造事实或者忽略事实，这样让他们已经做出的决定更加合理。”一旦你认定某一政党，你就会把世界编辑成符合你意识形态的样子。

这种时刻，理性实际上成了一个缺点，因为我们几乎可以通过理性让任何一个信念合理化。前额叶皮层成了信息过滤器，被用来阻挡令人不快的观点。

看一看下面这个实验，这一实验是认知心理学家蒂莫西·布罗克（Timothy Brock）和乔·巴鲁恩（Joe Balloun）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所做的。实验者给一群人播放磁带，磁带里面是攻击基督教的言论。一半的测试者是基督教徒，他们每周固定去教堂做礼拜；另一半的测试者是无神论者。为了让实验更加有趣，实验者给磁带加了“劈里啪啦”的静电白噪声，但是允许测试者调低噪音——只需按下按钮就可以调低噪声。

结果完全在意料之中，也相当令人沮丧：无神论者总是试图调低噪声，而教徒宁愿听不清楚磁带。布罗克和巴鲁恩后来让吸烟者听一段吸烟与癌症之间关系的宣传磁带时，也发现了同样的效应。我们有意地忽略不想接受的信息，以淡化认知失调体验。

这种思维狭隘并不仅仅是忠于某一政党的选民以及虔诚的基督教徒的问题。事实上，研究表明，思维狭隘也会影响那些本来最应该对此类认知错误免疫的人：政策专家。政策专家训练有素，应该能够客观评价各种证据，让自己的任何一个观点都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之上（我们之所以听他们的，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但是他们仍然容易犯认知错误。像忠于某一政党的选民一样，政客有选择性地解释各种信息，以证实自己的已有观点。他们会歪曲思考过程，直到找到他们想要的结论。

198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开始了一个研究项目，他最初只打算做一个小型的案例研究。当时，冷战再次爆发——里根对苏联态度强硬——政策专家们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政见不同，分成对立的两派。“鸽派”认为里根没必要对苏联采取敌对态度，而“鹰派”认为要积极限制苏联。泰特洛克很好奇最后哪组政策专家正确，所以他开始监测他们的预测。

几年后，里根下台，泰特洛克回顾了政策专家们的观点，他的结论发人深省：两派都错了。“鸽派”认为，里根的好战立场将加剧冷战的紧张局势，他们预测当苏联强化其地缘政治立场时，美国将遭遇外交崩溃。当然，结果完全相反。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上台，苏联开始对内实施一系列震惊世界的改革，苏联在实行开放化政策。

但是“鹰派”的预测也准不了多少。即使戈尔巴乔夫开始了自由化进程，“鹰派”还是贬损苏维埃制度的变化。他们说，戈尔巴乔夫只是政治局的一个工具。“鹰派”无法想象，那个国家真的会出现一个真诚的改革者。

这些政策专家们的差劲表现启发了泰特洛克，他打算把小型的案例研究做成一个史诗般的实验项目。他挑选了284个以“评论政治经济现状，预测政治经济趋势，为政策制定提供建议”为生的专家，让他们对一系列未来事件做出预测。他问了一长串敏感问题：乔治·布什会再次当选吗？南非的种族隔离问题会和平解决吗？魁北克会脱离加拿大吗？互联网泡沫会破灭吗？在每种情况下，专家们被要求评定几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然后，泰特洛克询问了专家们的思考过程，以便能更好地了解他们是如何做决定的。研究结束时，泰特洛克得到了82361个不同的量化预测数据。

从泰特洛克对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专家们的预测显然失败了。尽管他们凭借敏锐的时事洞察力获得报酬，但是他们的表现还不如随机猜测。泰特洛克的大多数问题有三个可能的答案，平均而言，专家们选择正确答案的比例低于33%。换句话说，一只黑猩猩随便选一个答案，也会打败绝大多数专家。泰特洛克还发现，他的研究中名气最大的专家往往预测最不准确，都显得狂妄自大和过度自信，他们反倒为名气所累。

为什么这些专家（尤其是著名的专家）如此不擅长预测未来？泰特洛克诊断出的核心原因是确定效应，因为确定效应，专家在决定过程中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思考方法，而这是不正确的。在第二章中我们看到了真正的专家，一个人的多巴胺神经元内化经验形成一套对当前情况迅速做出反应的直觉，他就成了专家，不管他是下双陆棋，还是监控雷达屏幕。但是，泰特洛克的研究中的专家却歪曲了他们情绪脑的判断，仅仅选取了他们想要的情绪，忽略掉他们不想要的情绪。当直觉与他们的已有观点冲突时，他们会想办法忽略直觉而不是相信直觉。当专家认为自己正确时，就会对任何暗示他们可能错误的脑区置若罔闻。这意味着区分真专家和假专家的最好办法就是，看他们对不支持他们观点的数据有何反应。专家会立刻否认这些数据吗？他们会耍花枪掩饰错误吗？每个人都会犯错，关键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泰特洛克指出，最好的专家愿意用“可检验的形式”表述自己的观点，这样他们“就能检验所做的预测是否正确”。他认为，这种方式不仅能让专家更负责——他们在预测出错时不得不做出解释，而且能让专家少些夸夸其谈，如果某个专家在夸夸其谈，那么他的话肯定不值得听（换句话说，我们应该不去理会那些看起来过于自信的评论员。电视上语气最肯定的人几乎肯定是错误的）。正如泰特洛克写道的那样：“对‘专家’而言，最大的危险还是狂妄、眼界狭隘、迅速否定提出异议的声音。”尽管泰特洛克的研究中几乎所有的专家都声称自己冷静地分析了证据——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理性的，当中的许多人实际上陷入了常见的思维陷阱。这些专家没有鼓励大脑内部争论，而是先确定一个答案，再为这个答案寻找理由。正如泰特洛克所说的那样，他们是“自己成见的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