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诱骗大脑达成虚假共识

确定让人感觉良好，信心让人舒服。一个人脑子里面各个脑区的意见经常相互冲突，他就会希望自己总是正确的，而这一愿望非常危险。尽管大脑内部的多元化是个重要的优点——人类大脑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分析任何问题，但也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变得不确定。你从来不知道应该服从哪个脑区。当你的大脑包含这么多互相竞争的部分时，下定决心并不容易。

这就是为什么某件事定下来后，人就会轻松很多。大脑的默认状态就是犹豫不决、存有争议，各个脑区坚持认为别的脑区错了。当大脑内部各个脑区争吵不休时，对确定性的渴望会强制各个脑区达成一致意见，让你假装整个大脑都同意你的做法。这样，你就可以不理会那些烦人的担心、絮叨的怀疑、统计学上的异常值以及不愿面对的真相。确定意味着你必不担心自己错了。

对确定性的渴望有着非常基础的脑机制，从脑裂患者［这些患者的胼胝体（corpus callosum）被切断，这样他们大脑两半球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实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实验的典型做法如下：先在脑裂患者左右两眼前面闪现不同的图片，例如，脑裂患者可能右眼看到鸡爪，而左眼看到白雪覆盖的道路，然后给他们呈现多张图片，让他们从中选出与刚才看到的图片关系最近的一张。这时，犹豫不决的一幕出现了：脑裂患者的手指向两张不同的图片，右手指向鸡（这与左脑看到的鸡爪匹配），左手指向铲子（右脑想铲雪）。脑裂患者的矛盾反应揭示了我们每个人大脑的内部矛盾，同一大脑想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

当科学家们让脑裂患者解释他们的奇怪反应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他们能够想出理由。一位患者说：“噢，很简单，鸡爪与鸡匹配，而你需要铲子打扫鸡舍。”这位患者不承认自己的大脑无可救药地迷惑了，而是为自己的迷惑编了个借口，说得还蛮像回事。

事实上，研究者发现，当患者的说法极端荒谬时，他们看起来极端自信。这是过度补偿的经典案例。

当然，这位脑裂患者的自信显然是荒唐的，没有一张图片里面有需要用铲子清扫的鸡舍。但是人类大脑有个基本需要：平息大脑内部矛盾。即使大脑本来就划分成不同的功能区，不同的功能区之间经常出现意见摩擦，我们始终感到有必要强调大脑的团结。因此，我们每个人假装大脑内部完全达成一致意见，即使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我们诱骗自己达到确定状态。

1973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埃及和叙利亚开始在靠近以色列的边境地带集结军队，摩萨德（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得到的情报显示形势不妙。炮兵已经开赴进攻阵地，道路已经铺到沙漠的中心，数千名叙利亚预备役军人已经应召报到。从耶路撒冷的山上看下去，可以看到地平线上有层黑色烟雾，那是上千辆苏联造坦克的柴油发动机排出的有毒废气。烟雾越来越近了。

官方解释说，这些疯狂的军事活动只不过是泛阿拉伯军队的训练演习。尽管几个月以前，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高调宣布他的国家正在“为收复失地的战争紧锣密鼓地动员”，并且宣称摧毁以色列值得“牺牲100万埃及士兵”，以色列情报界坚持认为，埃及人实际上并没有进行战争准备。以色列军情局局长伊莱·泽拉（Eli Zeira）少将公开排除了埃及入侵的可能性，他说：“我习惯将阿拉伯进攻的可能性打个折扣，我们必须努力寻找证据，弄清他们真实的作战意图，否则和阿拉伯打仗，你只能空谈。太多阿拉伯领导人的野心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实力。”泽拉认为埃及的军事集结只是虚张声势，是萨达特为了提高国民支持率耍的花招。他令人信服地指出叙利亚部署军队只是针对9月叙利亚和以色列战斗机之间的冲突做出的反应。

10月3日，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er）举行了定期内阁会议，与会人员为以色列情报机构的首脑们。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梅厄夫人知道了阿拉伯的备战规模。例如，她了解到叙利亚将防空导弹集中在边境地带，这是叙利亚首次这么做。她也了解到埃及在西奈的军事演习，知道它不是正式的“训练演习”。虽然每个人都同意这些消息令人担忧，但是大家仍然达成共识：阿拉伯人并不准备打仗，他们不敢进攻。下次内阁会议定于10月7日，即赎罪日过后的第一天。

回想起来，泽拉和以色列情报界很明显错得非常离谱。10月6日中午，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大概相当于北约欧洲司令部的一支武装力量——对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的以色列阵地发动突袭。直到埃、叙展开了进攻，梅厄夫人才发布全体动员令，以至于以色列军队无法抵御阿拉伯军队。埃及坦克长驱直入，跨过西奈，几乎占领战略要地米特拉隘口。夜幕降临时，已经有8000多名埃及步兵进入以色列境内。戈兰高地的形势更危急：以色列的130辆坦克要阻止叙利亚和伊拉克的1300多辆坦克。黄昏时分，叙利亚军队已经逼近加利利海，而以色列军队伤亡惨重。增援部队火速奔赴战场。如果戈兰沦陷，那么叙利亚可以轻易地把炮弹发射到以色列的城市里。国防部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在战争爆发之后的第三天，总结说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存活的可能性“非常小”。

形势逐渐转变。10月8日，以色列新到的增援部队开始重新控制戈兰高地。叙利亚的主力部队被击溃，被分割成两股较小的部队，很快被孤立、消灭。10月10日，以色列坦克已经越过“紫线”，即战前的叙、以边界线。以色列坦克最终开进叙利亚国土近40公里，近到可以掀掉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郊区的一层皮了。

西奈前线更加惨烈。8日，以色列最初的反击极其不幸，几乎整个旅的以色列坦克在几个小时内被摧毁［以色列南部战线司令史密尔·葛农（Shmuel Gonen）将军后来因为“失职”受到惩罚］。以色列战斗机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被击落，因为苏联SA-2型防空导弹的威力远远超过了预期（一名以色列飞行员说：“我们就像待宰的肥鹅，而他们手持猎枪。”）接下来的几天是紧张的对峙，任何一方都不敢轻举妄动。

10月14日，萨达特命令自己的将军们发动进攻，对峙结束。萨达特想缓解叙利亚人的压力，那时叙利亚正在拼命保卫自己的首都。但是埃及的大规模进攻被击退了——他们损失近250辆坦克，10月15日，以色列人进行了成功的反击。以色列人尽管被埃及的两股主力军夹击，但是拿下了苏伊士运河对岸的桥头堡。这一突破是西奈战役的重大转折点。10月22日，以色列装甲师出现在距离开罗100英里的地方，埃及第三军被以色列军队包围。几天后，双方停火。

对以色列来说，战争的结束苦乐参半。尽管他们粉碎了埃、叙的突袭，没有失去一寸领土，但是战术上的胜利却揭示了一个惊人的弱点：结果显示，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并不能保证其安全，这个小国家差点被一个情报错误摧毁。

战争结束后，以色列政府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战争之前的这一疏忽。为什么情报界未能预见入侵？该委员会发现有大量证据表明埃、叙的进攻迫在眉睫。除了埃及和叙利亚在边界沿线明目张胆地进行军事演习外，委员会还发现：10月4日，摩萨德了解到苏联军事顾问已经撤离开罗和大马士革。第二天，最新的侦察照片显示前线有防空导弹的活动迹象，苏联舰队从亚历山大港起航。到了这个地步，事情应该已经很明显了：埃及军队并不是在沙漠中进行训练，他们在准备战争。

有几位情报分析师已经预测到埃、叙将要发动进攻，例如，10月1日，南方司令部一名年轻的情报官中尉本杰明·西蒙圣（Benjamin Simon-Tov）写了一份备忘录提醒他的上司，认为阿拉伯人有可能发动进攻。这份备忘录被忽略了。10月3日，他起草了一份报告，简要总结了近年来埃及的侵犯活动，他说埃及将于一周之内入侵西奈。他的上司拒绝将这份“异端的”报告上交给情报界高层。

为什么情报界如此不愿相信埃、叙将于10月发动进攻呢？1967年的“六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摩萨德和阿曼（Aman）[1]发展了一套非常有影响力的理论，名为“概念”（英语为“The Concept”，阿拉伯语为“ha-Konseptzia”），用来预测阿拉伯的战略。这套理论主要以以色列在埃及政府的单一情报源为基础，该理论认为1975年之前埃及和叙利亚都不会进攻以色列，因为埃及和叙利亚要到1975年才有足够的战斗机和飞行员（以色列在1967年的战争中取得决战胜利，其空中优势发挥了关键作用）。“概念”也完全信赖巴列夫防线[2]（Bar-Lev Line）。摩萨德和阿曼相信，这些防御设施和增援部队能够牵制埃及的装甲师至少24小时，从而为以色列赢得关键时间，使其能够动员其后备军人。

结果，“概念”完全错了。埃及人是依靠他们的新型地对空导弹与以色列空军对抗的，他们不需要更多的飞机。巴列夫防线被轻易地突破了，因为筑垒配系的主要成分是沙漠里成堆的沙子，埃及军队用高压水枪将其冲垮了。不幸的是，“概念”完全以以色列情报界那种根深蒂固的战略想法为基础。摩萨德和阿曼一直坚信埃、叙不会发动进攻，直到他们真的进攻了。摩萨德和阿曼没有告诉总理当地局势并不明朗——没有人知道埃及人到底是在虚张声势还是在积极备战，而是选择坚定不移地相信“概念”。正如心理学家尤里·巴–约瑟夫（Uri Bar-Joseph）在研究以色列的情报失败时所指出的那样：“认知闭合需要（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使得情报界高层，尤其是泽拉，固着在攻击不可能发生的习惯看法上，进而不肯接受任何有关埃、叙攻击迫在眉睫的信息。”

即使在6日早上，埃及坦克跨过边界线之前的几个小时，泽拉仍然拒绝承认可能有必要进行战争动员。一份绝密电报从阿拉伯国家政府内部一个可靠的情报源发来，提醒入侵迫在眉睫，叙利亚和埃及并没有虚张声势。梅厄夫人召开了会议，与高级军事官员们一起评估这一新的情报，她问泽拉是否认为阿拉伯国家将要发动进攻，泽拉回答说“不”，他们不敢进攻，他告诉总理：这一点，他很肯定。

从赎罪日战争中，我们得到一个教训：仅仅获得必要的信息是不够的。毕竟，伊莱·泽拉手中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军事情报，他看到了边界线旁的坦克，阅读了绝密的备忘录。他的错误是，他从来没有强迫自己考虑这些不愿面对的事实，他没有听取年轻中尉的建议，而是屏蔽一切与“概念”相左的信息，最终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克服确定性偏差（bias for certainty）的唯一方法是鼓励内部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我们必须强迫自己思考自己不想思考的信息，注意动摇我们根深蒂固信念的数据。当我们开始审视自己的大脑，关闭那些违背我们假设的脑区时，我们就会忽视有关证据。我们没有理会苏联军事人员撤离的消息，也没有理会来源可靠的午夜电报。我们坚持认为，入侵不可能发生，即使它已经发生了。

但是，确定性陷阱并非不可避免。我们可以采取措施，防止自己过早结束大脑内部的争论。我们可以有意识地纠正这个天生的倾向。而且，如果那些措施失败了，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有助于我们吸纳各种不同意见的决定环境。例如，看看以色列军方的做法。未能预见1973年的战争，之后，以色列彻底改革了其情报机构，增设了一个全新的情报分析部门——研究和政治规划中心，在外交部的支持下运行。新部门的任务不是搜集更多的情报——以色列认识到他们的问题并不是信息收集，而是完全独立于摩萨德和阿曼对现有信息进行评估，在前两种意见都出错的情况下提供第三种意见。

乍看之下，又增加一个官僚机构似乎并不好，机构间的竞争本身可能会引起一些固有的问题。但是以色列人知道1973年埃、叙偷袭成功就是由以色列虚假的确定感直接造成的，因为摩萨德和阿曼都确信“概念”是准确的，所以他们对一切不利证据都视而不见，很快变得骄傲自满又固执己见。委员会明智地认识到，未来避免这种确定性的最好方式就是促进多样性，这样，军方将永远不再被自己的错误假设诱骗。

历史学家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在《竞争团队》（Team of Rivals）——该书讲述了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内阁的历史——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智囊团的多样化有很多好处。她认为林肯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出色的总统和领导人，正是因为他能够处理相互冲突的观点。他故意安排意识形态极为不同、互为对手的政治家进入内阁，使反奴隶制的十字军战士［比如国务卿威廉·苏厄德（William Seward）］被迫与较保守的人物共事，比如曾经是奴隶主的总检察长爱德华·贝茨（Edward Bates）。做出决定之前，林肯总是鼓励内阁激烈辩论、充分讨论。尽管一些内阁成员最初以为林肯没有主见、优柔寡断、不适合当总统，但是他们最终认识到，林肯对不同意见的包容性是一个巨大的优点。正如苏厄德所说的那样：“总统是我们当中最好的人。”

林肯的经验也可应用于大脑：做决定时，积极抵制平息争论的冲动，花时间听听各个不同脑区有什么不同意见。虚假的共识绝对不会产生明智的决定。通用汽车公司鼎盛时期的总裁阿尔弗雷德P.斯隆（Alfred P.Sloan）曾经在一次董事会议开始后不久就要求散会，他说：“先生们，我认为大家都同意这一决定……为了有充足的时间提出异议，我提议下次会议再讨论这个议题，那时我们或许会对这一决定有更全面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