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偏见的原因之外，考察偏见的后果也非常重要。刻板印象能自我永存——它们的存在就能阻止它们的变化。刻板印象还能将自身变成现实。尽管最初它们并不是事实，但刻板印象的存在能使它们成为事实。偏见的消极断言还能在无形之中损害人的行为表现，影响人们对歧视的看法。
自身永存的刻板印象
偏见是一种预先判断。预先判断是在所难免的：我们谁也不是毫无私心杂念的社会事件记录员，一五一十地记录支持或者反对我们各种偏见的事实。我们的预先判断能引导我们的注意、解释以及记忆。
只要群体成员行为举止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就会重视这一事实；我们先前的看法获得验证。当群体成员的行为举止与我们的预期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就会以特殊情形为由为这类行为开脱。某人的表现与刻板印象截然相反，也会让这个人看上去像个特例。告诉一些人“玛丽打过篮球”，对其他人说“马克打过篮球”，这会令玛丽显得比马克更加爱运动。因此，刻板印象会影响我们如何分析人的行为。
也许你也能回忆起在过去某个时候，你无论怎样努力都摆脱不了某人对你的评价，当时你无论做什么，始终被人误解。一旦某人预期与你见面不会愉快时，误解就很有可能会发生。威廉·伊克斯和他的同事在一个实验研究中证明了这一点，他们针对的是几组正处于大学年龄阶段的男士。当这些男士来到实验室时，两两配对为一组，实验者向每对当中的一人预先给予虚假的告诫：另外那个人是“我近来交谈过的人当中最不友好的人之一”。随后介绍两个人相互认识，并让他们单独相处5分钟。在实验的另一条件下，引导这些学生，让他们以为参与的另一方特别友善。
当人们违背我们的刻板印象时，我们会通过分出一个新的子群体刻板印象来维护以前的刻板印象，比如区分出“老年奥林匹克运动员”。
在两种条件下，对方对新结识的人都非常友好。事实上，预期对方不友好的人，异乎寻常地试图表现出友好，而且他们的微笑及其他友好举止激起了热烈的回应。但与有积极偏见的学生有所不同，这些预期自己会遇到不友好伙伴的人，把这种相互友好归结于是他们自己“小心翼翼”地对待对方的结果。他们事后表现出对对方更多的不信任和不喜欢，并且认为对方的行为不那么友好。尽管他们的搭档实际上很友好，但消极的偏见诱导这些学生“看见”了隐藏在对方“强颜欢笑”背后的敌意。如果他们不曾这样想过，他们是看不到这些的。
标签的作用犹如一个拉响的汽笛，它让我们对所有平时能感知到的细微差异充耳不闻。
——戈登·奥尔波特，《偏见的本质》，1954
我们的确会注意到那些与刻板印象明显不一致的信息，但即使是这类信息，它们的影响可能比我们预期的要小。当我们集中关注一个反常的事例时，我们可以分出一个新的范畴来维护已有的刻板印象。英国学龄儿童对和蔼可亲的学校警官形成了非常积极的良好印象（他们把学校警官视为特殊的一类），但这丝毫改善不了他们对警察的整体看法。这种再分类[1]——把偏离常规的人归入一个不同的类群——帮助维持了警察不友善、可怕这样的刻板印象。认识到刻板印象并非适合一类人当中的每一个人，这是应对不一致信息的另一种方式。周围的黑人邻居和蔼可亲，房主会形成“职业的、中产阶级黑人”这样一个新的刻板印象。这种再分群[2]——形成一个子群体的刻板印象——倾向于让分化中的刻板印象适度地发生变化。子类别是群体的例外；子群体则被认为是整个群体的一部分。
歧视的影响：自我实现的预言
态度之所以可能与社会阶层等级相一致，不仅仅是由于合理化的需要，还因为歧视影响到了它的受害者。“个人声望，”奥尔波特写道，“一点一点地被敲入大脑，它不可能对一个人的性格丝毫不产生影响。”如果说我们能够在弹指一挥间结束一切歧视，那我们就会天真地宣称，“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同胞们！你们现在可以身穿盛装，成为体面的管理者或职场人士。”压迫结束了，但它的影响还将延续，犹如一种社会遗留物。
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奥尔波特列举了15种可能的受害效应。奥尔波特认为这些反应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种涉及责怪自己（退缩、自我痛恨、攻击自己的群体），一种涉及责怪外部的原因（反击、怀疑、群体自豪感增强）。如果最终结果是负面的——比如说犯罪率比较高——人们可以借此为歧视进行辩解，并促使其得以继续存在，“如果我们允许那些人搬进我们可爱的社区与我们为邻，房价会一落千丈的。”
那些受压迫的人对文明形成一种强烈的敌意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以自己的劳动使文明得以实现，但分享到的文明财富却少得可怜。
——弗洛伊德，《一个幻想的未来》，1927
歧视是否是以这种方式影响着受害者？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很谨慎，不能夸大这一说法。对许多人来说，黑人文化的灵魂和风格是一笔令人骄傲的遗产，这并不仅仅是受伤害后的反应。因此，查尔斯·贾德和他的合作者指出，一方面是白人青年正在学习不去强调种族差异以避免刻板印象，另一方面是非裔美国青年“正日益以他们的种族特性为荣，积极地评价种族差异”。文化差异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缺陷。
然而，社会信念能够自我验证，如同沃德、曾纳和库珀的一对巧妙实验所展示的那样。在第一个实验中，白人和黑人研究助手冒充求职者，由普林斯顿大学的白人男子来进行面试。与求职者为白人的时候相比，当求职者为黑人时，面试官坐得更远，平均提前25%的时间结束面试，并且多犯50%的言语失误。想象一下在接受面试的时候，人家远远地坐在那里，说话结结巴巴，急急忙忙就结束了面试。你的表现或你对面试官的感受是否会受到影响？
为找到答案，研究者进行了第二个实验，经过培训的面试官以第一个实验当中面试官对待黑人的方式来对待白人和黑人求职者。稍后对面试录像进行评定，结果发现，那些受到类似于第一个实验中黑人的待遇的学生显得更为紧张、表现更差。而且，面试者自己也可以感到区别；那些被当做黑人对待的学生认为他们的面试官举止相对不够妥当，不那么友善。研究人员总结说，“黑人表现方面的‘问题’，部分在于互动情境本身。”如同其他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样，偏见对其对象产生了影响。
如果我们预言同伴有灾祸，则我们倾向于挑起它；如果是好事，则是我们引发的。
——戈登·奥尔波特，《偏见的本质》，1958
刻板印象威胁
当你置身于别人都预期你会表现很差的情境当中，你的焦虑可能会导致你证实这一信念。我是一个60岁出头的矮个子。当我与一群高个、年轻的选手临时拼凑在一起玩篮球比赛时，我常常怀疑他们是否会认为我是队里的累赘，这将削弱我的信心，影响我的表现。克劳德·斯蒂尔和他的同事称这一现象为刻板印象威胁[3]——一种自我验证的忧虑，担心有人会依据负面刻板印象来评价自己。
在一些实验中，斯潘塞、斯蒂尔和奎因给学生一个难度非常高的数学测验，这些男女大学生具有相同的数学背景。当告诉学生这个测验没有性别差异，不会对任何群体刻板印象作评价时，女生的成绩始终与男生相同。一旦告诉学生存在性别差异，女生就会戏剧性地使得这种刻板印象得以验证（见图8）。当遇到难度很大的题目而受挫时，她们明显地感到格外担忧，这影响到了她们的成绩。
媒体能激起刻板印象威胁。保罗·戴维斯及其同事让男性和女性观看一系列电视广告，让他们觉得自己将要参加细节记忆测验。对其中的一半参与者来说，广告中只包含中性的刺激；对另一半参与者来说，有些广告包含“没头脑”的女性形象。看过刻板化的形象之后，女性不仅在数学测验中表现得比男性差，并且对数学及理科专业表现出更少的兴趣，或者说不愿意进入数学或理科职业生涯。
图8 刻板印象弱点与女性的数学成绩
史蒂文·斯潘塞、克劳德·斯蒂尔和戴安娜·奎因让能力相当的男女被试参与一次难度很大的数学测验。当引导参与者相信测验具有性别差异时，女性的得分会低于男性。一旦去除验证刻板印象的威胁（当不预期会有性别差异时），女性的表现就和男性一样。
种族刻板印象是否也可能以类似的方式自我实现？斯蒂尔和阿伦森的研究证实，当给白人和黑人一些难度较大的语言能力测验时，情形确是如此。在接受测验时，黑人只是在受到较高的刻板印象威胁的情形下表现比白人差。杰夫·斯通及其同事报告说，刻板印象威胁同样也会影响运动员的成绩。当把高尔夫活动表述为“运动智力”测验时，黑人的表现就比平时要差；当表述为“天生运动能力”测验时，白人的表现比较差。斯通推测，“当人们想起有关自己的负面刻板印象时，如‘白人男子不擅长跳跃’或者‘黑人男子不擅长思考’，它就会对运动成绩产生不良的影响。”
斯蒂尔认为，如果你告诉学生他们有失败的风险（如同少数群体支持项目经常暗示的那样），那么刻板印象就可能损害他们的行为表现，并且导致他们“不认同”学校，到其他地方去寻求自尊（见图9）。事实上，随着美国黑人学生从8年级升入10年级，他们的学习成绩与自尊之间的相关有所减弱。而且，那些被引导认为自己进入大学或学术群体是受惠于种族或性别偏见的学生，其表现倾向于比那些被认为自己很能干的学生差。因此，斯蒂尔评论道，最好给学生一些挑战，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潜力。他的研究小组进行了另一项实验，其中的黑人学生因为他们的写作而受到批评，同时还告诉他们，“从你的来信来看，我认为你有能力达到我所说的更高水平，否则我不会自找麻烦给你这样的反馈”，如此一来，黑人学生会做出较好的回应。
但是，刻板印象威胁是如何破坏表现的呢？一种途径是认知性的。刻板印象威胁令人分心：不理会其说法需要付出努力，这会增加心理负担，降低工作记忆。另一个效应是动机性的：在刻板印象威胁下担心犯错可能损害一个人的表现，而且伴随刻板印象威胁的生理唤醒，会妨碍人们在困难测验中的表现。
图9 刻板印象威胁
面对负面刻板印象而引起的威胁可能造成表现缺憾以及不认同
如果刻板印象威胁能干扰成绩，那么正面刻板印象会提高成绩吗？希、皮廷斯基和安巴蒂证实了这种可能性。在做数学测验之前，向亚裔美国女性询问一些个人经历问题，借此提醒她们自己的性别身份，她们的成绩（相对于控制组而言）陡然下降。当以类似的方式提醒她们的亚洲身份，她们的成绩有所提高。负面刻板印象干扰成绩，而正面刻板印象似乎能促进成绩。
刻板印象会使个体判断出现偏差吗
是的，刻板印象导致判断出现偏差，但令人欣慰的是：人们在评价个体的时候，往往比评价由这些个体构成的群体时更为积极。安妮·洛克斯里、尤金·博吉达和南希·布里克发现，一旦某人认识一个人，那么“刻板印象对判断这个人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是在明尼苏达大学的大学生中发现这一现象的。他们给大学生提供有关“南希”最近生活事件的信息。在一个假定的电话会谈记录中，南希给一个朋友讲述三种情境下（比如，在购物时受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家伙的骚扰）她是如何做出反应的。有些学生读到的材料把南希描述成果断做出反应（直接叫那个衣衫褴褛的家伙走开）；其他人看到的报道是被动的反应（只是不理会他，直到他最终离去）。还有其他一些学生也接受了同样的信息，只是人物姓名是“保罗”而不是“南希”。一天之后，学生们预测南希（或保罗）针对其他情境会如何反应。
知道当事人的性别是否会影响这些预测呢？一点也不会。判断某个人是否果断，仅仅受到前一天学生们所了解到的当事人行为的影响。甚至有关男性化和女性化的判断，也不受学生是否了解当事人的性别的影响。性别刻板印象被遗落在角落，学生们把保罗和南希当做单独的个体进行评价。
这一发现可以通过一个重要原理来进行解释。假定有：（1）关于一个群体的一般信息；（2）关于一个群体特定成员的琐碎但生动的信息，生动的信息通常在效果上要超出一般信息。当这个人与我们有关该群体成员的典型形象不符时，这一效应尤为突出。例如，设想有人告诉你在一个从众实验中大多数人的实际行为，然后让你观看一个简短对话，对话一方为假定参与过实验的人。你的反应是否会类似于典型的观察者呢？典型的观察者都是根据对话来猜测这个人的行为，忽略多数人实际如何行为的信息。
人们常常相信一些刻板印象，然而一旦接触到生动的轶闻趣事时，他们又会无视这些刻板印象。因此，许多人认为“政治家是骗子”，但“我们的参议员琼斯是诚实正直的”。（难怪为什么人们对政治家的评价如此之低，却常常反复去选自己的代表。）
这些发现解决了前面提到的一系列研究结果所留下的疑惑。我们了解到，性别刻板印象非常强烈，但是基本不影响人们评价特定的某位男性或女性的工作。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了。人们可能具有强烈的性别刻板印象，但在评判特定的个体时又会忽略这些刻板印象。
强烈的刻板印象并非无关轻重
不过，强烈而且显然相关的刻板印象确实能影响我们对个体的判断。托马斯·纳尔逊、莫妮卡·比尔奈特和梅尔文·马尼斯让大学生估计男女单人照片当中每个人的身高，他们总是判定男性个体更高，即使他们的身高是一样的，即使告诉他们这个样本中性别不能预测身高，即使实验对预测准确性提供现金奖励。
在一个后续研究中，纳尔逊、阿克和马尼斯让密歇根大学的学生看其他来自该大学的工学院或护理学院的学生的照片，同时给出有关每一位学生的兴趣描述。即使告诉他们来自两个学院的男生和女生数量相同，当呈现的是女生面孔时，同样的描述更有可能被判断为来自护理学院。因此，即便已经知道与之毫不相干，但强烈的性别刻板印象仍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影响力。
刻板印象扭曲认知解释和记忆
戴维·邓宁和戴维·舍曼指出，刻板印象同样会影响我们对事件的解释。如果告诉人们，“有人觉得那个政治家的话不正确”，人们就会推断那个政治家在骗人；如果告诉他们，“有人觉得那个物理学家的话不正确”，人们只是推断那个物理学家有所失误。当被告知有两个人发生了争吵的时候，如果说当事人是两名伐木工人，人们会以为发生了斗殴；但如果说当事人是两名婚姻顾问，人们会认为发生了口角。同样是关心自己的身体状态，如果是模特，就会显得爱慕虚荣；但如果是三项全能运动员，则显得具有健康意识。人们实际上常常会在事后“重新组织”某一事件的错误描述，使其符合他们受刻板印象影响所形成的解释。邓宁和舍曼总结说，如同监狱对囚犯进行管理和限制，我们刻板印象的“认知监狱”管理和限制着我们的印象。
我们在做判断或者开始与某人交往时，可能只依赖于刻板印象。在这种情形下，刻板印象能强烈地扭曲我们对人的解释和记忆。例如，查尔斯·邦德及其同事发现，在逐渐了解病人后，白人精神病护士对黑人和白人病人进行人身限制的频率是一样的。但是，白人精神病护士更多地对那些新来的黑人病人施加人身限制，同样的白人病人较少受到限制。在缺少其他信息的情形下，刻板印象的影响就会举足轻重。
这种偏差还能以更微妙的方式起作用。在约翰·达利和佩吉特·格罗斯的一个实验中，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观看了一个名为汉娜的四年级女孩的录像。录像带或者描述她生活在一个贫困的市区，父母是社会下层人士；或者描述她生活在一个富裕的郊区环境，父母是职业人士。两组观众都被要求就不同主题猜测汉娜的能力，但他们都拒绝用汉娜的社会阶层背景来预先判断她的能力水平；各组都根据汉娜的年级来评估她的能力水平。另一些学生还观看了第二部录像带，描述汉娜在参加一个口试，她的回答有对有错。
人们有时保留一般性（诸如针对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偏见，并不将偏见应用于他们了解和尊敬的特定个体，如著名脱口秀主持人艾伦·德杰尼勒斯（右）和音乐人艾尔顿·约翰（左）。
那些被事先介绍汉娜来自社会上层家庭的学生，判断她的回答表现出了较高的能力，并且回忆出她多数回答都正确；那些认为汉娜来自社会下层家庭的学生，判定她的能力低于她的年级水平，回忆出她几乎答错了一半题目。但是请注意：对两组学生来说，第二部录像带是完全一样的。因此我们看到，当刻板印象足够强，而关于某人的信息又模棱两可（不同于南希和保罗的例子）时，刻板印象能微妙地扭曲我们对个体的判断。
最后，当人们的行为违背了我们的刻板印象时，我们会对他们做出比较极端的评价。当一个妇女在电影院排队时，指责一个在她前面插队的人（“你该排到最后去！”）会让她比一位做出类似反应的男士还要显得强硬。在社会心理学家苏珊·菲斯克和她同事的证词的支持下，美国最高法院注意到了这类刻板印象所起的作用。在这一案件中，普华永道公司，全美顶尖的会计公司之一，拒绝安·霍普金斯晋升为合伙人。在88名晋升候选人中，霍普金斯是惟一的女性，她给公司带来的业务量位居第一，并且所在人都认为她是一个勤奋、严谨的人。但在一些人看来，她需要参加“礼仪学校的培训课程”，学习“像女人一样走路，像女人一样说话，像女人一样穿着打扮……”。在仔细考虑了案情以及刻板印象的相关研究之后，最高法院于1989年做出裁决，认为鼓励男性而不是女性更加进取，是“基于性别”的行为：
我们开庭并不是要确认霍普金斯夫人是否友善，而是要裁定合伙人对其人格的负面反应是否是因为她是女性……一个雇主反对女性表现出来的进取精神，但她的职位又需要这一品质，这让女性处于难以容忍的两难境地：如果行为积极进取，她们将得不到一份工作；如果不积极进取，她们也得不到一份工作。
小结
偏见和刻板印象会造成非常重要的后果，尤其是当它非常强烈的时候，在判断不了解的个体的时候，在就整个群体进行决策的时候。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趋向于永久存在，并且抗拒改变。它们还会通过自我实现的预言创造出相应的现实。偏见通过让人担心其他人会刻板化地看待自己，利用刻板印象威胁来妨碍一个人的表现。
作者后记：我们能够减少偏见吗
相对于减少偏见而言，社会心理学家在解释偏见方面做得更为成功。因为偏见源于很多相互关联的因素，所以没有简单的纠正方法。不过，现在我们有望找到一些办法来减少偏见：假如不平等的状态滋生偏见，那么我们可以谋求建立合作、地位平等的关系。如果偏见常常使得歧视行为合理化，那我们可以通过法律要求非歧视。如果社会制度支持偏见，那么我们就取消这些支持（例如，说服媒体宣扬种族和睦）。如果外群体看起来比事实上更不像某人自己的群体，那么我们可以努力将他们的成员个性化。如果自发的偏见导致我们做出一些让我们愧疚的行为，那么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愧疚感激励我们打破偏见。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系列这类矫正方法一直在得以应用，种族和性别偏见的确减弱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也一直在帮助突破歧视的壁垒。
苏珊·菲斯克后来写道：“代表安·霍普金斯来作证，我们是冒了很多风险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据我们所知，以前没有人把有关刻板化的社会心理学引入性别歧视的案件中……假如我们获得成功，我们将让有关刻板印象的最新研究从尘封的期刊中走出来，进入法庭辩论的泥潭，在那里也许会有用。假如我们失败了，我们将伤害我们的委托人，抵毁社会心理学的形象，损害我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声誉。当时，我对于我们的证词是否最终能在最高法院获胜没有一点把握。
本世纪能否继续取得进展，或者是否会像人口增加、资源减少的时期容易发生的那样，对立再次演变为公开的敌意，对此，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1]再分类（subtyping）：通过把偏离其刻板印象的人视为拥有不同特质的特别类群，将他们进行归类。
[2]再分群（subgrouping）：通过形成子群体的新刻板印象，将偏离其刻板印象的人进行归类。
[3]刻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担忧他人基于负面的刻板印象来评价自己。刻板印象威胁的情境能马上发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