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孩子儿时看到的风景，是他未来成年之后所看到的一切世界的底色。
——华莱士·斯特格纳（Wallace Stegner），历史学家、小说家
今天，年轻男性所生活、学习、成长乃至和女孩谈恋爱的物理环境和人际环境都跟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了。如果我们能够更细致深入地考察一下今天多姿多彩的世界和小伙子们在其中被塑造成了什么样子，可能就会更好地理解本书第一部分所提及的各种数据到底意味着什么了。在这一部分，我们会深入考察影响这些年轻男性思维和行为的主要环境因素和系统因素，包括文化变化，社会期许，以及学校、家庭乃至同龄人中间所发生的变化。
在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几世同堂、由多个家族组成的群落之中，所以不管孩子们是否心甘情愿，他们总是在成年人的包围之中。在这样的家庭图景中，必然会有爸爸、妈妈和其他的看护者们出现：兄弟姐妹、祖父母、叔叔舅舅、姑姑姨妈，乃至堂表兄弟姐妹。然而时至今日，学校教室里的师生比率通常是1个老师带20个学生1，家里面一般也都只有一两个成年人，同时亲戚们也大都住得很远，孩子们跟成年人建立高质量关系的机会真的是少之又少。今天，美国一般家庭的平均人口数是3个或者更少2。不仅如此，在这些越来越小的家庭里面，成员之间相聚的时间也是越来越少，尤其是高质量的时间，譬如大家围坐在一起从容地享受一顿家庭晚餐。《爱的教养》（Born for Love）的作者马娅·萨拉唯兹（Maia Szalavitz）和布鲁斯·佩里（Bruce D.Perry）指出，这种丰富关系的缺失对我们文化中关爱他人的能力产生了消极影响。
当我们还是婴儿的时候，我们依赖自己的主要看护者（首选是妈妈，其次是爸爸）给我们清洁、喂饭，保障我们的平安。换句话说，是父母在调节我们的压力水平，直到我们可以自我调节为止；而他们对于压力的应对方式，必然会影响我们的应激发展。我们在最早期和妈妈的互动模式将成为未来如何跟人类接触的一种模板。但是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些问题：现代化生活让我们的妈妈们始终处于压力和紧张之中。如果妈妈自己很紧张而且得不到抚慰的话，显然她给自己年幼的孩子提供持续安抚和慰藉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
不仅如此，压力会被社交系统所调节，大脑中负责人际关系和控制应激反应的区域实际上是相同的。这两种功能共同发展，因而应激系统如果出现发展问题，同样也会殃及人际和情绪功能，反之亦然3。
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未婚女性的生育率从1980年的18%稳步上升到了2012年的41%4。30岁以下的女性养育着整个儿童人口的三分之二，而她们成为未婚妈妈的比例是53%。很多未婚女性在生孩子的时候是跟伴侣同居的，但是这种关系的解体速度是婚姻关系的两倍，其中三分之二会在孩子长到10岁之前分手5。总体上，有大概三分之一的男孩是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长大的6。
现在有这么多的孩子出生在单亲妈妈的家庭，那么谁来照顾这些年轻不谙世事的妈妈呢？谁又来抚养这些孩子呢？当这些孩子长大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他们又该怎么应对这些压力呢？更成问题的是，随着人均寿命的增加，生活在养老机构中的高龄亲属越来越多。谁能负责定期探望他们，帮他们处理生存问题，甚至是最基本的法律和财务事项呢？通常这些责任是由他们的女儿来承担的，也就是那些已经压力重重的单亲妈妈。她们不得不面对这个新的挑战，需要关照自己亲爱的父母，看着他们日趋衰老、饱受失去记忆的折磨，并且不再有能力给予自己长大成人的女儿任何的慈爱。
晚餐桌曾经是每个家庭围坐畅谈，分享体验、观点、价值和其他事情的地方。但是今天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古老传统，人们说得多做得少了。二十五年前，报纸《今日美国》（USA Today）针对人们感到愈演愈烈的“时间碎片化”（time crunch）作过一次社会调查，其中有个让人警醒的发现：每五个家庭中有三个都会说，跟五年前相比今天的生活太急躁，他们现在根本没时间享受家庭生活，比如全家定期一起聚餐7。
今天，有大约半数的青少年报告自己经常能够在家和父母一起吃晚餐8。根据美国国家毒瘾及药物滥用中心（National Center on Addiction and Substance Abuse）的报告，跟每周能有5～7次家庭聚餐的孩子们相比，那些不能频繁在家和父母一起吃饭（每周少于3次）的青少年抽烟的可能性高出四倍，喝酒的可能性高出两倍，吸食大麻的可能性高出两倍半，同时在未来使用毒品的可能性也高出将近四倍9。
没有榜样，无法信任
尽管远非家常便饭，在20世纪早期，美国人之间相互信任的程度还是非常高的，甚至有些家庭会把他们的孩子贴上邮票通过美国邮政局“邮寄”到另一个地方（通常是他们的亲戚家里）10。时过境迁，今天我们甚至都不敢信任请来的临时保姆，大家会把“保姆监控摄像头”买回家藏在毛绒玩具或者闹钟里面，以便监视当自己不在家的时候孩子是如何被“关照”的11。
相信“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的人的比例从1960年的55%骤降到了2009年的32%，也就是说大多数美国人现在把自己的同胞视为不可信赖的人12。尽管从人口总量的数字上看有所增加，在2012年的皮尤社会趋势调查（Pew Social Trends survey）中显示，只有19%的80后认为其他人是值得信赖的13。这种信任程度下降的源头包含了媒体对于腐败案例的突出报道、政客们的谎言和狡诈、不可信的目击证词、贫富差距拉大之后社会底层心态的改变、名人丑闻以及其他公众人物信誉的崩溃，等等。
还有一些原因需要我们去深入探讨，那就是来自于人们自己亲眼得见和亲身体验的第一手经验。哈佛大学公共政策马尔林讲座教授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一书中这样解释道：
几乎在所有的社会当中，“无产者”总是不如“有产者”信赖他人。这大概是因为身有长物的人们会被他人更为诚实和尊重地对待。在美国，人们信任他人的程度黑人低于白人，一贫如洗的人低于有家有业的人，大城市里的人低于小乡镇上的人，曾经被犯罪行为伤害或曾经离过婚的人低于从未有类似体验的人。14
我们觉得离婚率在很多国家居高不下尤其令人揪心，因为离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有的时候影响太过潜移默化，我们甚至难以觉察。举例而言，当心理学家和婚姻专家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研究了处于不和谐婚姻关系里的人和离婚人士的血液样本之后，发现他们的免疫系统被抑制，白细胞数量下降，这导致这些人在面对传染性疾病的时候抵抗力更弱。当检验生长在不同家庭环境中的学龄前儿童的血液样本的时候，他在来自于父母之间敌意较深的家庭环境中的儿童身上发现了应激激素13水平长期增高的现象15。
1969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里根颁布了美国第一个无过错离婚法令，让需要离婚的夫妇们不必再提出自己结束婚姻的缘由。其他各州也纷纷加入了这个阵营，到1980年，离婚率比1960年上升了一倍以上16。今天，美国所有初婚的夫妇中过半都会在“死神把我们分开”（最标准的美国结婚誓词）之前各奔东西，而这些离婚有半数以上会在七年之内发生17。
全球范围内的其他国家亦是如此。英国也同样允许无过错离婚，48%的孩子会在16岁之前亲眼看到自己的父母离婚18。在中国，正在申请离婚的夫妻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准备喜结连理的情侣。中国的整体离婚率并不算高，但是也处于连年上升之中，而且多数的离婚都来自于大城市19。即便是像波兰这样很传统的天主教国家，离婚率本来比宗教信仰较弱的周边其他国家要低，最近几年也有显著的上升——每三对夫妻中就有一对以分手告终20。
一位波兰母亲看到了离婚是由诸多当代社会现象所引起的，她这样写道：
家庭的“解体”和人际关系的不稳定只是沧海一粟。很多单亲妈妈既面对着得不到任何来自男性伴侣的帮助而独自抚养孩子的挑战，又有着养家糊口的经济压力，女权主义对这样的女性提供了过度保护。再加上那些无所不在、哗众取宠的媒体所树立的似是而非的道德样板，以及现在的年轻人前所未有的孱弱和不知所措……最好的例子就是我那30岁的失业儿子，他现在仍然逃避着自己的生活和责任。
离婚对每个人都很不容易。但是实际上最影响年轻人对于信任的感觉的，并非分离本身，而是父母们在这种情形下的所作所为。很多孩子对亲密关系和感情失去信心，是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父母变得情绪不稳定、行为不理性，有时候还会使用暴力。其实早在公开的战争之前，孩子们已经从曾经充满爱意的父母身上见到了很多的争吵、羞辱和其他消极的人际冲突。
这其实是很多孩子正在亲眼目睹的模式：一男一女不期而遇，坠入爱河，建立家庭，生儿育女，然后开始压力重重。孩子占据了世界的中心，夫妻之间渐行渐远，本就不顺畅的沟通变得愈加艰难。然后就出现了以损毁关系为代价的减压行为，比如家庭暴力、酒精或者毒品，还有就是情感或者肉体出轨。大家都不开心，紧跟着就是离婚。父母之中的一个或者两个人都在苦苦挣扎，身心疲惫，经济困难。孩子们看到并且卷入这样的情境难道不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吗？
今天很多全职妈妈都心怀怨怼：她们当然对生儿育女感到开心，但是却后悔自己放弃了事业，这样一来一旦离婚就会非常艰难，因为多年不工作后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很不容易。1962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Gallup Poll）中，只有10%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长大成人之后步入自己的（通常也是传统的）生活轨迹21。五十年后，事情并没有太多改变。当年的那些女儿今天大都有了自己的女儿，而这些年轻女孩从自己的妈妈这里得到的信息却自相矛盾：一方面她们说自己为了孩子可以放弃任何事情，另一方面她们又说事业其实比家庭更靠得住。的确有少数女性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做到两全其美——至少以她们自己的标准而言。事实是，2012年进行的皮尤研究调查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有工作的未婚妈妈比没工作的已婚妈妈更不幸福22。
离婚和成为单身父母所带来的压力和不快也传递到了女儿们身上，有时候会让她们浸泡在怨恨中长大。正如我们的调研中一位女性的陈述：“我妈妈在（同我爸爸）离婚之后并没有振奋起来……他们离婚的时候我15岁，我觉得自己那个时候不再是一个小女孩，反而挑起重担成了一家之主，而我对于女性的观点因此而支离破碎。”
内疚是另一个在潜移默化中被传递的讯息。当妈妈们诉说如果她们选择了持续工作人生就会截然不同（更好）的时候，或者对女儿说希望她们不要重复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她们实际上是在间接地告诉自己的孩子们，他们的存在也是这个错误的一部分，并且孩子们妨碍了母亲本来在黄金岁月可能拥有的成就。继而，孩子们必然要按照妈妈的期望来成长，作为对母亲错误生下他们的回报。
母亲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指导者之一，这些来自自己母亲的声音自然很有分量；再加上成堆名人母亲的形象，例如索菲娅·维加拉14、格温妮丝·帕特洛15、海蒂·克鲁姆16，都是被奉为全能冠军的“超级女人”，她们事业成功、家庭美满，一应俱全，而且看起来根本不像是四五十岁的人。两种情形交织在一起，让年轻女孩们感到焦虑而且困惑，最终会发现自己不仅绝无可能拥有一切，而且就连之前的期望或者梦想都遥不可及，剩下的就只有心灰意冷了。这些传递给年轻一代孩子们的信息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们侵蚀了那些建立相互信任关爱的关系所必需的深层信念。一言以蔽之，这简直就是离婚训练营。那些不全职工作的女儿们会感觉自己背叛了妈妈的愿望。而儿子们则看着自己的母亲，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让女人快乐的能力：当父亲成为失败的榜样的时候，儿子又怎么能不铩羽而归呢？毕竟，每十个离婚申请中有差不多七个是女人率先提出来的23，而一个亲密关系的状态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女人决定的24。
这个悲伤账本的另一边是所有那些父亲，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婚姻逐渐解体，最后就剩下一笔笔需要持续支付的赡养费和孩子的抚养金。只有大概10%～15%的男性能够打赢抚养权的官司25，而且很多的男人最后会觉得自己终其一生在为背叛他的人打工。有的人甚至会因为无力支付孩子的抚养金而坐牢。例如，在南卡罗来纳州，每七个服刑犯中就有一个人是因为这个原因被判刑的26。
当一个男人为了赡养费拼命工作，而后却被称作冷漠无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不被理解。如果他的个人记录上有哪怕是一点点的瑕疵，就可能被视作不宜教养儿女；如果他有了新的兴趣爱好，人们就会说他自私；如果他因为前车之鉴而心存恐惧，在新的亲密关系中畏缩不前，人们又会说他是不愿负责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男人深深地陷入了绝望之中，他们离婚后的自杀率比女性高十倍27。粗看起来，男人从婚姻中得到的好处比女人要多，并且很多女性也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应该承担抚养子女和居家琐事的绝大部分，而实际上，单从健康角度讲，婚姻对男女双方都是有好处的。然而，男性天生就不善于向他人求助或者找人倾诉，因而他们在遭遇危机之后情绪会更加压抑，继而就更有可能作出过激的举动。
因为今天的孩子们仍然成长在充满了迪士尼影片和童话的环境里，而这些东西依然灌输着每个人都应该结婚并且婚姻就要天长地久的观念，父母分手必然让整个家庭遭受灭顶之灾。作为一个小孩你会想：这些就是我长大后必然经历的吗？然后将来作为一个大人你会想：何必太认真呢？有必要吗？到头来一切还不是都要我自己来搞定？
如果离婚过程能尽量友善，父母双方在亲子互动中保持关爱之心和对另一方的尊重，其实也未必会这么损失惨重，但是现实通常和理想状态相去甚远。年轻人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没机会看到信任和负责的榜样，尤其是在亲密关系方面的例子。长期的一夫一妻关系现在更多地被视为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而非相得益彰的美好生活；它们被认为是妨碍独立和自由的枷锁，而你自己热切追求的目标会成为家庭承诺的牺牲品，有了家庭，即便你现在还没失去梦想，假以时日也不可能逃脱。在我们的观察和体验中，有太多的年轻人都更关心B计划（如何从中逃脱）而不是A计划（好好结婚成家过日子）。他们对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深感恐惧，可是恰恰是这种想法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使得真正的关系不能持久。
有些年轻人还会觉得自己是父母婚姻失败的原因之一，于是他们引以为戒不要孩子，这样就不会让他们的孩子如同自己当年一样经历各种痛苦了。这其实跟我们儿时所受的教育大相径庭。社会仍然期望我们会渴望长期的亲密关系，但却没人教会我们面对承诺和关系所带来的挑战时应该如何行事。到头来，年轻人在迷迷糊糊中长大，不知道自己该相信谁。他们心存疑虑：如果我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不能相信，那我该信谁？如果连爸爸妈妈都没法同舟共济，还有谁能呢？我们是通过自己的初级关系17开始学习对他人建立信任的，因而如果我们的首要行为榜样都靠不住、言而无信或者逃避责任，我们理所当然会觉得他人没那么可靠，求人不如求己。
毋庸置疑，美满婚姻的基本前提必然是信任。但是，也需要考虑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个社会中还有什么其他事情也是以信任为基础的。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乔治·瓦利恩特（George Vaillant）自1966年以来一直主持着一项哈佛大学的成年人发展纵向研究课题，也被非正式地称为“格兰特研究”（Grant Study）。这个研究最早开始于1938年，是作为一个心理测量而进行的，不仅仅针对那时候非常主流的病理分析，而且同时研究了天性与教养是如何对男性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起作用的。最初的研究者们不仅仅想要历久经年地观察人们的健康状况，他们还希望能够对其进行改善28。
这项研究的所有参与者都是哈佛大学的二年级男生。到今天这个研究已经持续了75年，其中很多参与者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在瓦利恩特最近的分析当中，好几处都提及了温暖童年的重要性——包括稳定的家庭环境，孩子们跟父母感情亲近，父母对孩子们的主动性和自主性提供支持，同时孩子们至少同一个兄弟姐妹关系亲密。研究还提到了这种童年在信任感以及未来的幸福和成就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角色。瓦利恩特写道：“那些没能够在家里学到基本的爱和信任的孩子，在后来试图掌握自信、主动性以及自主性的过程中都显得力不从心，而这些正是在成年后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29
和童年冰冷孤寂的人相比，拥有温暖和睦童年的人成年之后的收入高出50%30。最独立自主的人们都来自于充满关爱的家庭。“他们（在儿时成长的过程中）学到了人生是值得信赖的，这让他们有勇气尝试和面对一切。”与之相反，“对他人缺乏信赖和希望使得一个人在孤独面前极度脆弱。”31这种观点在我们调查中的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的回答里得到了确证，他在儿时几乎没有与父亲相伴过。他告诉我们直到去年以前，他一直都不敢离开自己的家或者完成学业：“直到开始真正探究我早先（成长过程中）的诸多深层问题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所抱持的那些错误信念（都是在我成长过程中受到影响而产生的），这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进步。”
美国父权行动协会（National Fatherhood Initiative）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已婚或者同孩子父亲一起生活的母亲中，有56%认为孩子的父亲跟孩子有着“非常亲密和温暖”的关系，但是没和孩子父亲生活在一起的妈妈之中只有15%会这样说；与之相反，仅仅有3%已婚或者和孩子父亲同居的母亲报告父亲跟孩子有着“疏远和冷漠”的关系，而不和孩子父亲一起生活的妈妈们有47%这么说32。
尽管每个人的童年是否温暖、他们是否有能力信任他人，或者他们是否选择结婚，看起来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但是从整个社会层面而言，这些东西还有其他的后果。人们之间缺乏信任绝不仅仅影响着社会文化基调，公民相互间缺乏信任的国家，经济发展也会滞后。如同克莱尔蒙特研究生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保罗·察克（Paul Zak）所说：“值得信赖的人所占比例较高的国家总是更加繁荣。这些国家中的经济交换更加活跃，能创造出更多财富，贫困随之缓解。而贫困的国家大多数情形下都是低信任度的国家。”3320世纪80年代之后北欧几个国家的信任度有了较大提高，其中丹麦是国民相互信任度最高的国家（76%）。信任度低于20%的国家包括了墨西哥、法国、南非和阿根廷34。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信任》（Trust）一书中曾经写道：“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依赖于健康活跃的国民社会所带来的生机勃勃的活力。”而这一切都来自于强有力的稳定的家庭结构35。在《解体》（Coming Apart）一书中，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提出婚姻是国家经济稳定性和国力的基础之一。他认为社会的核心是社区，而社区的核心是有孩子的家庭。有孩子的家庭自始至终都是社会运转的“引擎”，社区也都必然围绕着家庭而组织36。
婚姻状况和就业状况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同单身和同居状态的男性相比，已婚男性的工作时间更长。对于女性而言，工作周数跟伴侣关系状况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但无子女的女性会比有孩子在家的女性花更多的时间去工作。到27岁的时候，独自生活并且家里有孩子的女性是男性的八倍。这个趋势在少数族裔、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和未婚人群中尤为明显（具体统计数据请扫描本书第217页的二维码查看注释）。总体而言，2000—2010年间美国没有结婚的人口增加了41%。同居，作为对婚姻最为主要的替代方式，自从1970年以来增加了十四倍37。
尽管这种安排对成人而言是更加方便轻松了，但是尽人皆知，同居或者单身的父母能够给孩子提供的家庭基础远没有婚姻稳定，孩子们很可能会在两个世界中来回游荡。跟和睦的婚姻家庭中的孩子相比，同居家庭中的孩子高中辍学、滥用毒品和抑郁的可能性都要高出一倍。跟婚姻相比，同居带给伴侣和孩子的承诺和安全感也更少，孩子遭受身体、性或者情绪虐待的可能性会增加三倍。顺理成章，跟结婚的伴侣们相比较，同居者们分手的可能性是其两倍，而出轨的可能性是其四倍38。因此，不论同居的好处是什么，它的消极后果和代价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创伤（譬如离婚）和身体超重之间的相关性也非常强。在一项对将近300名病态性肥胖的病人所作的调查中，研究者们发现了非常高比例的家庭问题，尤其是性虐待。有半数的男女病人都报告了自己在童年时曾经有过被性攻击或者性虐待的经历，这一比例比正常男性高三倍。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报告了持续性的童年创伤。令人痛苦的人生经历之后经常伴随着体重的暴增。最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离婚，而离婚率的飙升刚好出现在肥胖率暴增之前一点点39。跟小女孩相比，小男孩更难以适应父母的离异——尤其是如果父亲离开家庭，对他们就会造成很大的风险。举例而言，一项最近在挪威进行的研究显示，如果孩子们在其出生后的第一年里有机会频繁地跟自己的父亲进行积极的互动，譬如父亲关注孩子的兴趣所在，面带笑容支持鼓励，那么这些孩子与其他孩子相比，一岁前生活会更加平静，两岁时的表现也会更好，对男孩来说尤其如此。如果孩子是女儿，父亲母亲对其的积极投入程度不相上下；如果孩子是儿子，父亲往往会比母亲投入更多关注40。
有趣的是，瓦利恩特发现，尽管从童年创伤中完全恢复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然而随着时光流逝，童年的快乐所带来的影响会逐渐超过创伤，并且让伤痛显得不再那么重要。“跟童年的智力水平、父母对于社会福利的依赖（即是否贫困）或者家庭内部的多重问题相比较，一个温暖的童年成长环境实际上对于其成年后的社会地位和工作有着强得多的预测准确性。”41即使是在格兰特研究里，在研究对象们已经年逾七旬时，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其父母的财富程度以及自身的收入状况没有哪怕是一点点的相关性，而有很大联系的却是他们的童年成长环境是否温暖，以及跟自己父亲的关系是否亲近”42。可是这些却是今天的社会中大多数家庭广泛缺失的。
爸爸在哪儿
如同前文所说，现在很多男孩都是由单亲妈妈抚养长大的。44%的80后和43%的X世代18都认为婚姻很老套43，这让我们不禁要问：在21世纪里，承诺到底会是什么样子？那些态度又会对未来世代的成长环境有着怎么样的影响呢？
在工业化国家里面，美国在“无父亲家庭”一项上遥遥领先44——这可不是什么值得引以为荣的事情。根据“积极教养思维”（Mind Positive Parenting）项目创始人戴维·沃尔什（David Walsh）的统计，即便是那些父亲在家的家庭中，学龄孩子们每周也只会有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能跟父亲有一对一的谈话。“而孩子们每周却会花上44个小时看电视、打游戏，还有上网闲逛。”他说，“我认为，现在我们对孩子们的忽视已经到了极点。结果就是我们的孩子们不跟良师益友在一起，也没有成年人陪伴，没人给他们带路，或者告诉他们作为一个心智健康的男人该当如何行事。”45
杰夫·佩雷拉（Jeff Perera）为加拿大的白丝带运动（the White Ribbon movement）做社区推广工作，他还创建了博客“Higher Unlearning”（不学无术），两者都是讨论关于男性、男权、父权、健康关系以及遏制对妇女儿童的暴力的工作。他曾经在多伦多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跟来自城市各个角落的八九岁的男孩子们聊天，听他们说自己喜欢或者讨厌男孩生活的哪些地方。有一组男孩给出了他们不喜欢的男孩生活中的事情的清单：
●没法当妈妈
●不可以哭
●不能当拉拉队员
●被要求干所有的活儿
●需要喜欢暴力
●需要打橄榄球
●身上有味道
●什么都没干就声名狼藉
●四处长毛发
佩雷拉说，很多男孩都表示他们“不喜欢因为做男孩就不得不四处竞争，为了能当‘赢家’就要冲动好斗或者撒谎出老千”。在各个方面，男孩们都必须要获胜，有时甚至是不惜一切代价的。
有些人会提到男孩总是惹上麻烦，就像其中一个男孩说的“什么都没干就声名狼藉”。佩雷拉问那些男孩能不能讲讲“没法当妈妈”是什么意思。大多数男孩都说他们觉得自己不用经历分娩之苦挺好的，但是他们觉得自己没机会做父母。一个男孩站起身来说道，在电视广告中只有女孩才有机会玩各种玩偶，而男孩不可以。当佩雷拉对孩子们提及他们可以做爸爸时，这些男孩显得迷惑不解。佩雷拉写道：
面对这五十多个男孩我脑中思绪万千，我在想他们之中有多少人的父亲或者榜样虽然人在家里但是心不在焉，要不然就是干脆不出现。即便他们陪伴孩子们，也不过是打打球玩玩体育而已。我们需要为孩子们长大成人提供地图。如果我们仍旧教给他们各种过时的男子汉观念和榜样，他们就会竭尽全力去做这种“男子汉”，而代价却是放弃做人的根本。46
没有父亲和缺失成人过程对于男孩社会情感发展过程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显然被低估了。当家中没有父亲或者缺乏正向的男性行为楷模的时候，男孩们深受其害，继而就开始从其他地方搜寻男性的认同感。一些孩子在恐怖组织或者黑帮团伙里面找到了，另外一些在毒品、酒精、电子游戏或者跟女性纯粹的性刺激中获得。举例而言，2014年的纪录片《心竞技》（Free to Play）中所记录的三位顶级游戏玩家都是来自于没有父亲的家庭的年轻男性，这恐怕绝不仅仅是一个巧合。其中的一位玩家“登迪”（Dendi）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在父亲死后就开始疯狂地打游戏——他说失去父亲这件事“让他深陷游戏难以自拔”。另一个玩家“恐惧”（Fear）的父亲在他年幼的时候离家出走，在落选篮球队之后他就开始大把大把地把时间花在打游戏上；他说自己今天的状态跟父亲的离去关系很大。第三位玩家“嗨嗨”（Hyhy），说自己的父亲在自己从小长大的过程中几乎天天工作15～16个小时，并且“几乎放弃了其他的一切”。这部纪录片追踪了几个世界上最高水平的DotA玩家角逐一项奖金高达一百万美元的锦标赛的过程47。我们还需知晓，2015年锦标赛的奖金已经增加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千八百万美元，并且北美队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冠军，领衔的队长正是“恐惧”48。
没有父亲的另外一个副作用就是注意力问题和情绪困扰的增加。瑞典一项针对超过一百万名6～19岁儿童的研究发现，单亲家庭的孩子们需要药物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比例要高出54%49。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的数据表明，只有父母一方带孩子的未婚或离异家庭中，儿童出现需要专业干预的情绪问题和行为问题的比例高出了375%50。
男孩成人导师网（Boys to Men Mentoring Network）的联合创始人克雷格·麦克莱恩（Craig McClain）对于成年男性常常不愿花时间跟十几岁的男孩在一起的原因，给出了一个较为悲观的观点：
成年男性惧怕十几岁的大男孩们，而且是怕到死，他们不愿意跟这些小年轻有任何的瓜葛。我自己在跟很多男性群体的对话中都会见到这种情况：“喂，大家谁愿意跟我一起去和30个十几岁的男孩共度周末？请举手。”举手的人寥寥无几，然后我会说：“这就是问题。”成年男性惧怕十几岁的男孩们，其实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十几岁时的记忆只有苦恼、悲伤、难过和孤独，他们看到这些孩子也处于同样的状态，走着一样的路，这就是他们退避三舍的原因。51
那么年轻的男性会怎么做呢？纪录片《时间旅人》（Journeyman）追踪了两个明尼苏达州的青春期男性迈克和乔在导师的帮助下从男孩长大成为男人的经过，以及他们成人礼的整个过程。在最初阶段，两个男孩都对外面的世界缺乏信任，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都从来没有过父亲。迈克和乔各自跟一个男性导师结对，而他们两个人的导师也来自没有父亲的家庭，并且在自己的青年时代也都同对自己感到羞耻和内疚的情感进行过斗争。其中的一个导师，丹尼斯·吉尔伯特（Dennis Gilbert），对自己指导他人的能力并不确信：
最初我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愿意做这个导师。我那个时候不知道自己跟青春期的男孩子们相处会有问题，尤其是成群的孩子们。我有这种恐惧的现象。很多时候，我们就呆坐在车里面盯着对方看，并且我几乎从对方那里得不到任何响应。大概过了六个月之后，我想：我这么做是对的吗？我发现不了任何事情。我们没感到像好朋友一样，我只是一个在他无聊的时候能带他出去走走的人。于是我给查理打了电话。我说：“我认为作为导师我是失败的。他并不喜欢我，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可说的……或许有其他人比我更能胜任这个导师的活儿。”查理说：“丹尼斯，你现在做的就是你该做的事情。”他说对了。这个阶段过去了，又过了三个月之后，他开始对我交心了。52
在这些年轻人长大成人的路上有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有个喜欢他们待在自己身边的成年男性为他们提供一些指导，让他们感到自己是被认可和喜爱着的，同时又要求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被认可和喜爱，实际上就是妈妈们通常给予的“无条件的关爱”（unconditional love）；而基于表现和有效尝试的赞赏，一般是由爸爸来负责的。在这种情况下，导师们身兼两职。
两年之后，迈克的成绩从门门不及格渐渐变成了名列前茅，并且他也在“男孩长大成人”的周末活动中第一次作为志愿者参加。他说这种体验好像脱胎换骨，他说他以前走投无路看不到将来，但是现在他能见到自己的未来了。乔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并且满怀希望地准备养家糊口。这些男孩的导师们发现，通过跟他们互动，自己也同样经历了一段面对自己童年中诸多悬而未决问题的情感和心灵旅程。
如果身边有投入而关注的父亲，或者积极的男性榜样，孩子们对他人的态度就会更加开放、接纳和信任。在一个社交能力测验中，一组家里有爸爸的小学生在总共的27个项目中有21个都比家里没有父亲的孩子得分更高53。很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也有更多的玩伴54。他们也都更喜欢学校生活，并且接受了更高等的教育。在9个学业度量指标中，被父亲抚养长大的孩子有8个得分更高，而且父亲在各方面的显著影响一直保持到了高中阶段55。
男孩们的生活中需要成年男性是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母亲的角色当然也同样至关重要，但是，“面对儿子们在青春期里如何保持头脑冷静、行为符合道德规范这一问题，单亲妈妈实际上是束手无策的”，《男孩的脑子想什么》（The Minds of Boys）的作者迈克尔·古里安（Michael Gurian）如是说。“男孩们需要父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自然规律，这就是人性需求。有来自于母亲的养育，也有来自于父亲的养育，这两者在本质上就大相径庭。男性采用跟女性截然不同的抚养方式，对于孩子们而言——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两者都需要。”56
成年男人们也需要明白，想要参与进自己儿子的生活之中是个很好的观念。性别问题研究者和活动家沃伦·法雷尔（Warren Farrell）提出，对于年轻男性成长可能的更加平衡的视角，不仅仅对年轻人自己，而且对各方都有好处：
在妇女运动之前，女孩们只学会了怎么从右边来划动家庭之船（带孩子），而男孩们则只学会了从左边划船（挣钱养家）。妇女运动帮助女孩们长大成为女人，并且懂得了用两只桨划船；但是男孩们却没能和她们齐头并进，变成了仍然只知道从左边划船的男人——还是只知道工作挣钱。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如果我们的女儿们运用了她们新获得的从左边划船的能力，而我们的儿子们仍然只会从左边划船，那么这个家庭之船就只能原地打转了。而一条原地打转的船更有可能撞上“经济衰退”这一岩石而触礁沉没。在过去，一个男人可能是全家的唯一经济支柱，并且会在一个公司里工作一辈子。在将来，高度发达的科技让经济情况始终不停地变化，而这就需要家庭之船具有更多的灵活性，需要我们的儿子们最终也学会抚育儿女，就像女儿们现在对挣钱养家也应付自如一样。57
仅仅是在几代人以前，男孩们身边不只有爸爸，还有叔叔伯伯、爷爷外公、堂哥表哥、家族的男性朋友和邻家玩伴儿，这提供了一个扩展的群落，一个男孩们获得社会支持和学习社会规范的非正式的来源。Facebook、Twitter、游戏论坛和其他互联网媒体，它们似乎是今天这些功能的替代物——但是这远远不够。这些年轻男性需要的绝不仅仅是所谓“联络人”19，他们需要的是知己之交。他们需要当自己困惑彷徨的时候能够活生生出现在他们身边的人，那些因为对男人的内心了如指掌，不用说就能感受到他们的情绪变化和需求的人。对每个人来说，开口寻求帮助都是困难和尴尬的。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这样，因此我们就要知道，在我们感觉对方需要帮助的时候，问一下对方是很有好处的。这也是年轻男性需要富于同情心的朋友和家庭的另一个原因，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些人能感觉得出来，而且愿意帮忙。同样重要的是，在小伙子们有了积极贡献或者成就的时候，他人能够给予应有的关注，这种有保障的赞誉让他们能渐渐树立自己的信心、荣誉和自豪感。
与此同时，只有成年男性才能让男孩们接受既定的社会和道德规范。如果没有人能够让他们意识到摇摆不定的行为的真正后果的话，男孩们就会得寸进尺，一发不可收拾。对于妈妈来说，扮演这种角色即便不是痴心妄想也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孩子们青春期的时候；在男孩子变成男人的进程中，她没法做到一面给予无条件的关爱，另一方面又做一个赏罚分明的规范化身。诚然，由这样自相冲突的母亲或者高科技来完成教育一个男孩长大成为一个男人的任务，总比放任自流要好得多；但是这样就会给年轻小伙子们带来关于男人世界的扭曲和似是而非的认识。
媒体影响
做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年轻男孩们从哪里得来男子汉到底是什么的观念？我们在研究中访谈的很多男性都回答说，当他们坦然面对真实的自己的时候，充满信心地作出决定的时候，以及主动追求自己梦想的时候，觉得自己最像个男人。男性天生就喜欢冒险和探索，他们喜欢对事情有所掌控的感觉。知道自己要什么会让他们充满动力，同时他们需要来自于同伴的敬重，尤其是其他的男性。自始至终，这种尊重来自于他们自己是谁和他们的所作所为。
然而，这种充满意义的尊重理应来自于亲社会行为，即那些能让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事情。这种尊重不应该来自于酒量比朋友大或者比他们更能搞怪作乱。不幸的是，很多流行的影视节目中只提供了这种不堪入目或者猥琐龌龊的男性形象。
我们深信电视节目中其实可以出现更多性格立体的男性。影视中的男性特征多数都是冲动而头脑简单的笨蛋、变态警探、纠缠不清的大厨、吸血鬼、性变态或者脑满肠肥却娶了个艳若桃李的妻子的男人，缘何如此其实并不是什么秘密。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不开心的人们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明显更多58。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看电视是被动的行为，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逃避方式，让人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把自己的注意力从现实生活中移开。戏剧具有惊人的转移注意力的能力。当你看到两个古铜色皮肤的健壮大汉拳脚相加一决雌雄的时候，就像在看水族箱里的两只斗鱼在抢地盘，你就不觉得自己的生活有多么匮乏了。
不和谐的故事自有其吸引力。如同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59只要看了一个描写幸福人生的节目，就跟看了所有类似节目差不多。
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如果年轻男性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更好的行为榜样，他们就会不知所措，不理解什么样的行为是作为男人可以接受或者不可容忍的。暴力与性，这两个在媒体中被过度夸张表现，而在生活对话中却甚少提及的话题，尤其让他们迷惑不解。“这让那些男孩子非常困惑。暴力在他们周围俯拾皆是：在电视上，在新闻中，在电子游戏中——与此同时，他们却也会被告知男孩们自己心里所渴求的东西都是坏的。我觉得最危险的是，这会让有这种想法的男孩们开始觉得自己是不好的人。”《远离猛虎》（Far Away from the Tigers）的作者，幼儿园老师简·凯奇（Jane Katch）这样说60。
沃伦·法雷尔在他的《男权的神话》（The Myth of Male Power）一书中煞费苦心地详尽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很多男孩无意识中被灌输了性实际上是比杀人还要肮脏和不好的事情的观点，因为他们的父母会让自己的孩子看杀人如草芥的西部片，但是在电视上有裸体镜头或者性的内容的时候，却会立刻把电视关上61。毋庸置疑，现今男孩们唾手可得的网上色情图片也不可能改变他们对于性是肮脏的、回避爱和情感连接的这样的观念。
到了13岁或14岁的时候，男孩们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男孩比女孩对性的需求更强烈——或者说在性方面采取主动的女孩是不值得信赖的，这就让他们认为自己必须要在性方面扮演主动的角色。自然而然地，每个人都非常害怕被拒绝，而这就会强有力地抑制他们的动机。如果一个年轻男性不认为自己是人群中凤毛麟角的杰出人物，他就会认为自己最心仪的女孩肯定会拒绝自己。而看电视和色情片并不需要任何承诺，而且被拒绝的概率为0，它能让你即刻飘飘欲仙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缓和恐惧的心情。然而一个副作用就是，它们同时也减少了男孩们练习追求女孩们的技巧的动机，反而让他们离自己的最终目标越来越远了。
福利体系的瑕疵
2015年，美国大概有420万人领取了社会福利，包括“贫困家庭临时救助计划”（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简称TANF）和“美国国家补助计划”（State Supplemental Program，简称SSP）。这些福利在每个财年按月发放，其中大多数的领取者为儿童62。来自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18%的美国成年人曾经在生活的某个阶段中获取过“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upplemental Nur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简称SNAP）的帮助，或者使用过“食品券”（food stamps）。民主党支持者使用食品券的可能性是共和党支持者的两倍，女性使用该券的可能性是男性的两倍，还有就是少数族裔使用救济券的可能性也比白人高出一倍。65岁以上年龄段曾经使用过食品券的人数最少，而学历较低的人群（高中毕业或者更低学历）领取这些救济的可能性比大学毕业人群高三倍63。
在最近二十年间，针对最贫困家庭的现金救助力度正变得越来越弱而不是越来越强64。每个人一辈子之中接受社会福利救助的上限是五年，在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机之中，很多人都已经达到了这个贫困家庭临时救助计划的强制上限。不论你是否相信社会福利加剧了未婚生育、毁掉了人们寻求和获得收入的动机，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当前的社会福利体系问题多多。尤其是与联邦政府对于公共教育、职业培训与支持、创造工作机会方面的配套资金之间缺乏平衡。
当前的体系实际上并不鼓励单亲妈妈们建立一个稳定的双亲家庭，尽管福利基金中确实有一部分被分配用来促进这类家庭结构。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简称HHS）规划与评估书记助理办公室的一份调查显示：
对于符合贫困家庭临时救助计划领取条件的有孩子的女性而言，她们建立同居或者婚姻关系的意愿是受到该政策的影响的。对意愿或者动机的影响取决于她们选择的同居或者结婚对象的经济来源，以及他们跟孩子的血缘关系。影响这些动机或者意愿的相关条款包括领取资格的确定、基本补助金的构成、混合家庭被如何对待、没有血缘关系的同居者被如何对待，以及和工作相关的规定。65
已婚的或者跟孩子生父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女性都面临着被救助额度减少或者失去被救济资格的风险：
我们的主要发现就是，如果一个男性有一些经济来源，根据政策，他建立或者维持一个血亲家庭是最不划算的，而建立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同居家庭是最划算的，甚至是被鼓励的。如果在一个家庭里父亲是所有孩子的生父，他和他所有的经济来源都要被计算进入这个家庭。而在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同居家庭中，他不是家里任何一个孩子的生父，他的经济来源就不会被计算进来。除此之外，多数州都不会计算没有血缘关系的同居者的资源，而是直接把现金支付给贫困家庭临时救助计划的受益人和她的孩子们。66
换句话说，贫困家庭临时救助计划当前的结构实际上鼓励了与除孩子生身之父之外的其他人同居，阻碍了家庭的建立，甚至是鼓励了家庭的破裂。
在西方其他国家里这样的事情同样在发生着。举例而言，英国的单亲家庭数量比大部分欧洲国家都要多（只有爱沙尼亚、爱尔兰和拉脱维亚超过了英国）67。按照平均水平而言，英国单亲家庭领取的政府福利的数量是双亲俱全的家庭的两倍还多68，而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也要高出两倍半69。据社会公正中心（Centre for Social Justice）估计，“家庭破碎”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比整个美国的国防预算还要高70。在美国，单亲家庭中的孩子们也更有可能在贫困之中长大，并且跟双亲俱全的孩子们相比向社会上层发展的可能性更小71。
本质上来说，当前的福利体系并不能帮助人们脱离贫困，反而会让他们的穷苦一代又一代地循环下去72。最重要的是，政策改革的努力并没有触及儿童们生于贫困这个现象。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家庭破裂过程的孩子们坚持上学或者完成中等教育的可能性更低，而教育程度低的人更有可能依赖社会救济过活、更难以找到或者保住自己的工作，顺理成章地也就更有可能负债累累或者身陷囹圄，并且持续地贫困下去。
拔苗助长，望子成龙
跟这些不见踪影的父母截然相反的一种情况，就是那些望子成龙、拔苗助长的父母——这些家长对子女的成长环境控制得事无巨细，不肯给孩子们自力更生、磨砺性格的机会，也不肯锻炼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纽约的一位临床心理学家洛丽·戈特利布（Lori Gottlieb）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写了一篇关于父母在其子女的幸福感中所扮演角色的文章。她怀疑在童年时期过度保护不让儿童体验任何不快乐，实际上剥夺了他们长大之后本应得到的快乐。而望子成龙式家长的出现似乎印证了这种看法，他们把自己的孩子们用各种学习环境团团包围，为的是让他们事事无碍一心向学。佛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甚至雇用了“父母驱逐保镖”（parent bouncer）来专门负责让家长们跟自己的孩子保持健康的距离73。
尽管他们的初衷肯定都是好的，望子成龙式父母的监管方法实际上不仅仅伤害了孩子们的独立性，而且还妨碍了他们自己展翅高飞的进程。通过把目的和意义强加给子女，孩子们自己探索人生意义和目的感的机会也就被剥夺了。这种问题的一种极端的表现就是在中国出现的“陪读妈妈”的形式。全家把孩子视为珍宝，尤其如果是儿子的话，妈妈们负责一路陪伴孩子直到大学，孩子们则担负着功成名就光宗耀祖的重任。她们会在学校附近租房子居住，并且一刻不停地严格监督任何跟自己孩子有来往的小朋友们。有些时候，如果妈妈没法在学校附近居住而爸爸又常年公务繁忙的话，就会由“陪读奶奶”来代理这个职责。
失败和挫折从来都是人生之中不可避免并且常常被低估的部分，但是有很多父母却从来不让孩子知道，人生中大部分事情都可能有失败的时候，这是司空见惯而且合情合理的。从未经历过失败的生活，也就是从未面对过风险和挑战的生活，也就是自保有余而不求进取的生活。如此过活将来必然要付出代价。在我们的访谈中，一位大学男生提出了如下的忠告：
让男人们在年轻的时候经历失败，这样等他们成年之后再面临失败时，就不会觉得天昏地暗走投无路了。我认为自己的父母所犯的错误之一，就是他们每次都会出手把我从失败的边缘“挽救”回来。我在上大学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从来没学会如何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我也看到身边其他很多男生面对同样的错误屡教不改，没有能力从中学到任何教训。
望子成龙式父母的另一个感觉，就是他们坚信自己居住的社区环境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场所，因而不让自己的孩子随意参与体育活动，而只能参加家长们精心安排严格监督的运动，这实际上间接地通过作弊让孩子们丧失了锻炼组织能力和社交技巧以及自己解决各种冲突的机会。花时间去不断提升自己的生理、心理和精神的幸福感是人类的天性，但是现在的孩子们却没学到这些。从父母的言传身教中得来的基于恐惧的“安全第一”心态已经非常有效地让这些孩子对户外活动兴趣平平甚至是敬而远之了。现在到国家森林公园或者荒郊野外去远足的人里最少的就是十几岁的年轻人，近些年他们的比例已经下降到了访客总数的3%74。再次强调，我们仍然深信每个人的自然天性都是需要不断增强的，而方法就是通过经常身临其境地与大自然相接触，对外在环境产生切身感受和体验。无论是身处丛林之中还是沙漠荒野，或者是青山环抱、海阔天空，这些都会让人心生敬畏，并且感受到生机勃勃的鲜活生命。同时这也会让你的头脑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更加聪明75。
同性恋父母
对子女抚养有同等义务和责任的离婚父母确实没有一直保持原有婚姻状态的父母们有效率，但是同性恋父母的有效性仍然没有被充分地研究，因而尚且不得而知。孩子们是否需要有一对婚姻中的父母才能发展良好前途无量，抑或从出生开始就与两个同性别并且有类似于婚姻的亲密关系的父母一起生活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现在在美国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里，同性恋婚姻已经合法了，但是仍然有很多同性恋伴侣本可以选择结婚却并不这么做。这也就意味着有的孩子会生活在同性恋婚姻的家庭中，而另外一些孩子的同性恋父母只是同居一隅，但有着类似的家庭风格和模式。
这些本就寥寥的关于同性恋伴侣作为父母的有效性的调研尚未被充分研究分析过，并且现在收集的各种数据之间也有矛盾的地方。一个备受诟病的研究发现，如果某些儿童的同性恋父母是在儿童的童年晚期才开始有同性恋爱关系的，那么与跟原始血亲父母生活在婚姻家庭里的儿童相比较，这些孩子在未来的生活中更有可能吸食大麻和烟草、作奸犯科，更可能因为焦虑或者抑郁而接受心理咨询或者治疗，以及花更多时间看电视76。与之相反，其他也有着各自瑕疵的研究却认为同性恋家庭和异性血亲婚姻家庭中的孩子们在快乐程度77、健康程度78以及性和社交的发展程度上面都难分轩轾（尽管他们更有可能被欺负79）。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宣称，目前没有科学研究支持同性恋仅仅因为性取向就不适合做父母的说法80。
随着适合作为结婚对象的适龄男性渐渐成为稀缺商品，我们认为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选择非常规的或者双性恋的同居生活，这一点可以从我们所见到的“非一夫一妻制运动”（non-monogamy movement）中获得证实81。在贯穿整个历史的过程中，每次当女性的数量过剩的时候，婚姻和家庭被赋予的价值就会下降，继而就是婚外性关系的增加，并且更多地被公开谈论和被社会规范所接受82。
家庭关系的变化日新月异，但是这种飞速变革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尚未充分显现出来。而另一方面，教育体系的发展却是笨拙迟缓，被令人心痛地远远抛在了后面，这就是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
提要
拥有一个温暖的童年至关重要，丰盈关系的缺失会对我们长大以后关爱他人的能力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
如果父母不肯给孩子自力更生、磨砺性格、锻炼能力的机会，将会伤害到孩子的独立性。
男孩需要在身边和媒体上看到更多积极的男性形象，获得身为男性的自我认同，踏上自己的英雄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