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律师格兰特·库珀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坚信钱学森的“无辜”，他决定提起上诉，申请驳回驱逐令。首次口头听证会按计划将于1951年9月17日在华盛顿举行，库珀准备在这次口头听证会上对此案提出质疑。与此同时，加州理工学院校方也在四处设法求援。此时此刻，钱学森所能做的，只有等待。
钱学森此时的生活圈子急剧缩小。他不再能够接触任何保密工作。这给喷气推进实验室一些工程师的工作带来很大困扰，因为当他们想要与钱学森讨论与其某篇论文相关的某个特定概念时，却无法如愿。钱学森的学生之一、论文《长程火箭的自动导航》的共同作者托马斯·亚当森（Thomas Adamson）回忆道，他不得不自己解决一些全局性的大问题，因为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工程师们不准与钱学森交谈。同样，钱学森也拒绝与亚当森讨论任何可能与“下士”导弹或“中士”导弹相关的工作，以免给亚当森带来麻烦。“他认为最好让自己从这件事中彻底摆脱出来。”亚当森回忆道。
但这还不是全部。钱学森被下了禁足令，出行范围不得超过洛杉矶市边界，这使他没办法参加许多科学会议，甚至连到附近的橘郡海滩去走走都不行。每个月，他都必须到洛杉矶的移民局向有关官员报告一次。移民局附近有一家咖啡馆，有时候，钱学森会在那里买上一些他喜欢的咖啡，作为一种心灵上的安慰。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工作，这个钱学森最老的朋友，又重新开始陪伴他左右。弗兰克·马布尔给冯·卡门写信说，钱学森已经认可了他的案子很难迅速得到解决的这一现实。尽管他对此并不开心，但至少心情平静多了。钱学森重新开始着手解决一些问题：时滞状况下的线性系统、火箭喷嘴的转换功能、长程火箭的自动导航、纯流体的特性、在卫星轨道上点火起飞、有加力燃烧的燃烧室特性。连续4个月中，钱学森每个月都提交一篇论文，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太空飞行的未来占据着钱学森的整个大脑。1952年5月2日，钱学森给冯·卡门写信说，他预见到，有朝一日，人类将可以在火箭飞船中旅行。在他看来，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控制这些火箭。在高速飞行时，人力操作导航是不可靠的，但是计算机却能在大气干扰导致火箭轻微偏离轨道时立刻予以纠正。实际上，钱学森相信，计算机将迅速带来工程和工业效率的一场革命。
然而，尽管专注于这些问题，钱学森还是无法摆脱无时无刻不处在监视中的糟糕感觉。他后来说，政府派来的特工在大街上跟踪他，拆开他的邮件，闯入办公室和家中。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的通信地址数次变化，这似乎显示了他在此期间搬了几次家。钱学森后来说，为了躲过政府的监视，他前后搬到了4个不同的地方。根据《中国的蘑菇云》一书的描述，在钱学森家门外，常常可以见到一辆一停就是几个小时的深色汽车。最后，钱学森甚至把一张沙发搬进了洗手间，这样才得以不受窥视地工作。
电话也成了一种骚扰工具。给钱学森打过电话的朋友之后会被联邦调查局盘问。不止一人收到过来自政府官员的电话，警告他们不要再拨钱学森的号码。尽管如此，钱学森家的电话依然经常响起，一天可能多达十几回。然而，一旦有人拿起听筒，对方却马上挂机。钱学森猜测，这可能是联邦调查局用来确认他是否真的在家的一种方法。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最初的记忆，便是他父亲怒气冲冲地拿起电话听筒时的样子。
钱学森的妻子蒋英也是严密监视的牺牲者。她本来可以到意大利去，成为一位著名的歌剧女主角，但现在，她却变成了一个美式家庭主妇，嫁给一个“荣誉受损”的男人。此外，每当离开家中，她也会成为特工跟踪的对象。当朋友们开车载着她在帕萨迪纳兜风时，有时候她会平躺在车座上，以使联邦调查局的人看不见她。她甚至不敢请人打扫房间，只怕把联邦调查局安插的奸细放进家来。几年后，蒋英回忆道：“那几年，我们精神紧张极了。”
钱学森想必知道，这种生活还将持续上几年。更多的调查，更多的听证会，更多每月一次对移民局的例行拜访。他不知道这种情形还将持续多久。然而，在这期间，他和他的妻子都把自己的情绪隐藏得很好。当访客进门时，钱学森总是装得一切正常。很少有人敢于跟他聊起驱逐出境的事，钱学森对此也几乎绝口不提。在没有客人造访的晚上，钱学森和妻子会设法自娱自乐。在家中，蒋英仍经常练习音乐，演唱歌曲。有时候，他们会一起听着古典音乐唱片——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交响乐是二人至爱——回忆以往共度过的美好时光。
一开始，钱学森对驱逐令的上诉并不成功。1952年2月，美国移民局的官员驳回了格兰特·库珀的上诉，否认主持听证会的官员因不恰当地使用证据而作出驱逐钱学森的决定。他们认为，洛杉矶警方所提供的党员登记卡是真实的。他们还相信，钱学森在20世纪30年代的所作所为均显示他确为一名共产党。在他们看来，无论如何，钱学森曾试图带着可能威胁美国安全的文件离开美国，而在接受关于这些科学文件的用途的质询时，表现得含糊其辞。更重要的是，移民局还表示，尽管钱学森说他并不一定永远留在中国，但他却没有申请重新入境许可证，这会让他根本回不了美国。
李·杜布里奇对这一决定怒不可遏。1952年2月25日，他写信给格兰特·库珀说：“这个决定不是基于当且仅当一个人的罪行无可置疑时才推定他为有罪的原则，而是认为，只要有理由对一个人的清白产生怀疑，就可以认定这个人有罪。”他希望库珀继续上诉，并强调钱学森所携带的那些所谓保密文件实际上毫无秘密可言。3月6日，库珀托人传话给杜布里奇，告诉他自己已经再度向移民局提起上诉，如果这次上诉再被驳回，库珀将写信给总检察长。他已经作好了在1952年5月在华盛顿为钱学森的案子战斗到底的准备。
然而，这些努力最后均以失败告终。1952年11月，钱学森的最后一次上诉被驳回。库珀警告钱学森说，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可能随时被捕入狱。与此同时，杜布里奇写信给助理总检察长斯坦利·巴恩斯（Stanley Barnes），请求他推荐在司法部工作、可能对钱学森施以援手的人。杜布里奇表示，他愿意前往华盛顿，与这些人亲自会面。他写道：“我个人坚信，钱学森永远会忠实地为美国服务。对他的种种不公正待遇会令美国失去一个天赋异禀的科学家所贡献的无价的科学服务。”
杜布里奇从巴恩斯那里得到的回复并不鼓舞人心。巴恩斯回信说，他已经和移民局的特派员阿盖尔·麦基（Argyle Mackey）确认过了，后者告诉他，钱学森已经穷尽了所有可能的法律救援方法。杜布里奇还辗转获悉，因为对整个情势越来越愤懑失望，钱学森已经不太可能继续与美国政府抗争了。在这时候，加州理工学院的其他人也准备索性放弃斗争。一位教授建议道：“或许我们应当让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由于别无选择，钱学森只好继续工作和教学，以此保持智力上的活跃。他静待接下来的事情发生，不管那将是什么样的事情，也不管将会在何时发生。他转换了研究领域，转为开展博弈论和经济行为的研究。1954年，钱学森出版了《工程控制论》（Engineering Cybernetics），一本关于通讯和控制系统的教科书。这本书一问世便大受欢迎。
几年后，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知名控制论专家华莱士·范德·维尔德（Wallace Vander Velde）用“非同凡响”和“那个时代的卓越成就”来描述这本书。他写道：
1954年，关于线性、时间不变系统的反馈控制的理论已经初具雏形，而伺服机构设计也已为人应用。但钱学森看到了更复杂的控制和导航问题——尤其是火箭推进飞行器的导航问题。这促使他产生了对具有时间可变系数、时滞和非线性行为等特性的系统的兴趣。所有这些问题都在他的书中得到了解决。
但是钱学森走得更远。借助变分法、优化控制和容错控制系统，他实现了控制的最优化。他将导航和控制理论形象化，这一理论与该学科的实践截然不同，但又能对其起到促进作用。毫无疑问，他所做的开创性的工作被认为是这一领域得以延续至今的重要基石。
钱学森的精神能量继续释放着炫目的智慧火花。有一次，当钱学森在黑板上演算一个很长的推理证明时，一位学生打断了他，向他请教与此无关的另一个难题。钱学森开始时没有理睬那名学生，继续在黑板上书写等式，直到写满了整整4块10英尺长4英尺高的黑板。“他居然能把那么多东西都记在脑子里，这真了不起，”弗雷德里克·哈特维希（Frederic Hartwig）回忆道：“但是当他转过身来，随即给出那个学生刚刚问起的那个难题的答案时，我们全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是怎样做到一边大写板书，一边同时解决两个难题的呢？我永远都想不明白。”
奇怪的是，尽管身处困境，钱学森此时却成了一个温和得多的老师——或许这正是困境使然。在此期间，在一些学生的记忆里，当学生在工作时间向他请教问题时，钱学森永远都是那么谦逊有礼，有求必应。“我喜欢和他谈话，”第一个拿到钱学森负责的古根海姆奖学金、同时也是钱学森门下第一个从加州理工学院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罗伯特·梅格莱布里安（Robert Meghreblian）回忆道，“有时候我只不过是跑到他的办公室里去问声好。我坐在窗台上，钱学森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和我讨论不同的话题。我发现他感情极其丰富，而且与我趣味相投。我把他当朋友看待。”梅格莱布里安承认，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或许是个糟糕的教师，但当他回到加州理工学院之后，“显然他已经改变了许多”。
有时候，除了直接把答案告诉给学生，钱学森还会问他们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让他们了解到还需要进一步关注的一些事项，从而促使他们走上正确的方向。钱学森甚至改变了有些学生的一生。他曾替一位非常有潜力的硕士研究生卡尔·霍姆奎斯特（Carl Holmquist）申请到了海军的许可，让他可以顺利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进而最终实现其梦想——1970年，霍姆奎斯特成为美国海军研究部门的主管。
然而，年复一年，随着局势未能得到任何缓解，钱学森开始从加州理工学院的社交圈子中淡出。一些教授开始躲着钱学森，因为担心如果和他走得太近，自己也会成为被调查的对象。钱学森的研究生们记得，他越来越少到校园中来，有时候，他甚至会消失一段时间。他的一名学生优素福·约勒（Yusuf Yoler）观察到，钱学森表现得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容易生气，他因此换了一位加州理工学院教授来担任自己的论文指导老师。到1954年的时候，钱学森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孤僻和情绪化。当在教学楼的走廊里与以前的朋友和同事擦肩而过时，钱学森经常视而不见。人们对他的担心与日俱增。“他看起来精疲力竭，不堪重负，”加州理工学院校友富兰克林·迪德里希（Franklin Diederich）回忆道，“我不知道他和政府之间发生的那些事，还以为他是病了呢。”在此期间，冯·卡门偶尔会在重访帕萨迪纳的时候见上钱学森几面。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有时候，我真为他的精神状况担心。”
身处沮丧之中的人并非只有钱学森。他的遭遇必须要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考量。那段时间，正值我们今天所说的“麦卡锡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起点是1950年2月，谋求连任的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在西弗吉尼亚的惠灵发表演说，宣称在美国国务院里，潜伏着205名共产党员[1]，而他手头就掌握着这份205人的名单。他的指控立时让已经处在恐慌边缘的美国公众一片哗然。
从1949年到1950年间，世界各地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令美国人认为，他们正处于一个巨大的共产主义阴谋之中。1949年9月，苏联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终结了美国的核武器垄断地位。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国务院的前官员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则被指控为一名共产党间谍。3个月后，英国宣布，该国最顶尖的科学家克劳斯·富克斯（Klaus Fuchs）博士将原子弹的技术秘密泄露给了苏联。因为这种种原因，美国开始歇斯底里地大举搜捕共产党员，这令上百名在政府、研究机构和工商业界工作的人的事业毁于一旦。
像工业就业评审委员会（Industrial Employment Review Board）这样的政府部门，开始密切调查为军方、企业和大学服务或参与国防建设工作的科学家们的一举一动。尽管确切数字不明，但许多被认为表现出左倾思想的科学家不仅失去了保密许可证，也失去了他们的工作。这种迫害妄想的氛围阴云密布，即使是那些没有从事敏感性研究项目的人也深受其害。例如，核能委员会收回了本应发给一位科学家的1600美元奖学金，只因为发现了他是一名共产党员。然而，这位科学家所从事的工作完全与机密无涉。
如果说用来给钱学森定罪并作出驱逐判决的所谓“证据”是相当软弱无力的话，那么，用来攻击其他科学家的证据同样站不住脚。例如，钱学森的一个熟人罗伯特·琼斯，著名的后掠翼理论发明者，只是因为被邻居听到他经常在家中播放俄语唱片，便被怀疑为共产党分子或苏联间谍。琼斯对此大惑不解，因为在他家中除了几张柴可夫斯基的唱片之外，没有任何俄语唱片。然后他突然醒悟，那不过是某一次，他对家中的录音机加以改造，令其具有回放功能，而在此期间放出的怪声被人误认为是俄语。（琼斯最终洗清了对他的所有“指控”。）科学家们迅速意识到，仅仅是在思想上表现得“左”一点，他们就可能成为怀疑对象。加州理工学院著名生物学教授詹姆斯·邦纳只不过因为在攀岩俱乐部里与一起攀岩的人谈起，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认识了钱学森，便被“指控”为共产党员。（这有点巧合。那个与邦纳一起攀岩的人是罗伊·戈林，扣押钱学森行李的那个政府工作人员。他向联邦调查局揭发了邦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的邦纳花了两天时间与联邦调查局对质，在这之后，出于担心继续遭到虚假调查，他拒绝再申请保密许可证。然而，在受邀成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一员后，邦纳自动获得了最高级别的保密许可证，根本无需申请。
因为拥有众多从事高保密等级国防工作的外国人和自由主义者，加州理工学院是麦卡锡主义肆虐的重灾区。更糟糕的是，证据显示，校园里确实有人曾向苏联泄露情报。在“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在巴黎抓获了一名苏联情报人员，他随身携带的文件便是从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流出的。其中一些文件出自霍默·乔·斯图尔特之手，他是钱学森的同事。因此，斯图尔特开始怀疑，加州理工学院中可能有间谍，而他可能就在航空系内部，或是与航空系走得很近。“想到一个你身边的人可能实际上不是你一向所以为的那个样子，这是整件事中最恐怖的地方。”斯图尔特后来说道。
尽管没人能够确认或否认加州理工学院中存在间谍这个猜测，有一件事却是肯定的：联邦调查局破获了威因鲍姆共产党小组之后，许多前程似锦的科学家的职业生涯也因此毁于一旦。大名鼎鼎的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奥本海默，失去了在明尼苏达大学的物理学助理教授的职位，最终成了科罗拉多州的一名牧场主。在奥本海默的晚年，他曾在高中教授物理学，还在旧金山建造了一所面向儿童的科学博物馆“探学院”（Exploratorium）。弗兰克·马利纳宣称，他是因为讨厌继续从事与战争有关的工作才离开了喷气推进实验室。然而，根据他前妻的回忆，马利纳离开美国的主要原因却是逃避政府对他参与共产党活动的调查。马利纳是如何突然离开美国，又曾经在共产党组织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细节目前仍不为人所知。直到联邦调查局关于他的卷宗解密之后，真相才可能大白于天下。在所有这些人中，威因鲍姆的境遇是最惨的。1950年被判伪证罪成立后，威因鲍姆身陷囹圄，在此期间，他的妻子因为不堪重负而精神失常。后来，威因鲍姆在一家女童装生产厂中打工为生，偶尔也干些零活，就这样度过了后半生。
政府对122教授小组的调查不只影响了那些科学家的个人生活，他们的家人也遭受牵连。例如，威因鲍姆的女儿赛利娜·本迪克斯（Selina Bendix）清楚地记得，20世纪50年代，当她和家人前往本地的冰激凌店买冰激淋时，联邦调查局反复跟踪他们，原因是这些特工相信，威因鲍姆所喜爱的冰激凌口味可能是某种密电码。身为约翰·杜布诺夫和贝尔·杜布诺夫（Belle Dubnoff）之女的埃娜·杜布诺夫（Ena Dubnoff）则记得，因为曾在钱学森案和威因鲍姆案中作证，她的一家人在此后的社会交往和求职中都遇到了极大阻碍。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埃娜便不理解，为什么朋友和邻居们都躲着他们，为什么在学校里老师以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她，为什么她的母亲虽然身为教师但却无法在公立学校系统里谋得一职。贝尔·杜布诺夫最终自己开办了一所面向不良少女和弱智儿童的特殊学校，但她的事业越是发展壮大，曾被卷入122教授小组案中的往事就会越频繁地在报纸上曝光。“每隔两年，就会有什么人把这件事拎出来，报纸上便会登出文章，”埃娜回忆道，“这件事跟了她一生。每当旧事重提，对她来说，就是一次恐怖的精神打击。”老年的杜布诺夫试图以拒谈往事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孩子。但这些未被回答的问题所带来的神秘与紧张的感觉，却伴随并困扰了杜布诺夫家的孩子一生。甚至在贝尔·杜布诺夫去世前，面对埃娜要她讲出整个事件的请求，她也断然加以拒绝。“她对我说，如果任何人问起你发生过什么事情，我都要你回答不知道——她是认真的。”
调查也给弗兰克·马利纳的前妻莉莉娅的生活带来多年阴影。就在她从帕萨迪纳搬到纽约、与马利纳正式离婚后不久，莉莉娅注意到，她在街上被人跟踪了。放在车里的一份约会记录本和一些报纸与书籍消失不见了，她的信件也经常被人拆开。再次结婚并当了母亲并没有让她免于随后的调查。1951年夏天，4名政府工作人员开着一辆黑色公务车来到她位于格伦科的家中，对她加以审问。他们要她说出所有与钱学森、马利纳和其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熟人的信息，并威胁说，如果她拒绝合作，会把她的所有老情人的名单交给她的第二任丈夫。在她宣称一无所知之后，这些人在她丈夫的办公室里对其加以审问。“他们像风一样冲进去，”莉莉娅说，“这是他们那个时候的常用伎俩——闯进家门，把人吓得要死。他们认为，如果可以让我丈夫的工作受到威胁，他就会告诉他们我以前跟他说过的一些事。但他相当冷静地说，她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我知道她的所有的旧情，我不知道你们想要我做什么。我们只不过是在格科伦过着自己的小日子而已，没什么可跟你们说的。”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联邦调查局的人。
无法判断，在20世纪50年代，到底有多少科学家因为麦卡锡主义而告别了自己的研究生涯。例如，马丁·萨默菲尔德因为曾经与美国共产党发生过联系而失去了自己的保密许可证，他不得不转为从事不那么要求保密许可证的职业。尽管身为普林斯顿大学的航空工程系终身教授，萨默菲尔德却提出辞职。幸而普林斯顿大学挽留了他。然而，不知道有多少其他的科学家因为幻灭而永远离开了他们的研究领域。
当然，科学家们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朝鲜战争一开战，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便合力展开对华人社区中可能的左翼颠覆活动的清剿行动。在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准许下，联邦调查局特工开始在华人街的电话线上安装窃听器，订阅中文报纸，监视可能的共产党组织，如“华人洗衣业联合会”和“中华劳工互助会”。因为担心一些来自大陆的共产党人会非法入境，他们展开了移民欺诈调查活动。唐人街领导人与有关当局合作，开展“自首”运动，让许多华人有机会“改过自新”。但政府却常常利用所谓“自首”的机会，诱骗人们交出共产党嫌疑分子的名单。
最终，注意力无可避免地从科学家转向了在美国大学中就读的中国人。1951年，将近3600名来自中国的学生在美国的大学自费攻读硕士学位。在国共内战结束、朝鲜战争打响之后，许多学生因为中断了来自家中的经济支持而在美国衣食无着。来自大学和政府的基金令情况不至于激化，但一些纳税人却以报刊社论的形式表达出对花自己的钱帮助中国学生——尤其是那些打算回到中国去的中国学生——完成学业的不满。另外的一些人则深表担心：如果那些中国学生所掌握的技术在归国后被用来对付美国，那该怎么办？
在《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看来，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华盛顿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就如何对待中国学生的问题，也爆发了一系列小规模战争。一派认为应当遣返这些学生，另一派则认为，应当强制他们留下。1950年或1951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运用手中权力，阻止了对某些具有科研背景的中国人的遣返行动。根据1951年6月通过的一项法案，这些学生可以在美国找一份全职工作，维持生活，但是司法部却迟迟不肯让这一法案正式生效。尽管美国国务院要求司法部门依照该项法案行事，但事实上，美国移民局的地方分支机构却在对那些从事全职工作的中国学生实施逮捕甚至递解出境。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的是，许多中国学生参加过那些被地方检察官认定有颠覆性质的大学社团组织，如“中华留学生基督教组织”和“工程及化学科学工作者联合会”。这使得这些学生成为司法部门的进一步骚扰对象。
华盛顿的混乱情形也在加州理工学院重现。当试图续签签证时，一些中国学生先是被告知不得离开美国，然后就被移民局以非法居留的罪名逮捕。这些学生要在3～4个小时的时间里缴纳高达1000美元的保释金，否则就会被塞进窗户上安着铁栏杆的汽车，运往最近的拘留所。许多中国学生都曾经历此事，曾与钱学森合写过一篇论文的机械工程系研究生郑哲敏便是其中之一。加州理工学院至少曾为两名有此种遭遇的中国学生支付过那1000美元的保释金。
回过头来看，钱学森会成为冷战歇斯底里症的受害对象，这一点都不令人吃惊。对于一个同情共产主义的人，一个中国人，或是一个科学家而言，20世纪50年代都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时期。如果将这三类人群看做三个互有交集的圆圈，则钱学森至少占了其中两项。甚至，按照美国移民局的说法，他是三个圈子的交集。
直到1954年底，仍未从政府方面传来任何关于他们最终将采取何种行动的消息。如果钱学森此前还曾经对恢复名誉、继续在美国的工作抱有任何幻想的话，到1954年时，在年复一年与移民局的斗争中，钱学森的希望早已破灭。钱家随时备着三个打点齐整的行李箱，等待离去那一日的到来。
然而，如果那一天永远不来呢？政府并没有义务一定要遣返钱学森。事实上，他们越是深信钱学森是个间谍，他们就越不可能放他走。如果他现在所处的这种炼狱般的生活永无休止呢？如果他虽未被监禁但却永远无法从事自己真正的工作，如果这块耻辱的阴云将永远笼罩在他头上，钱学森该怎么办呢？这恐怕是他最害怕的一种命运。尽管自杜布里奇以下，加州理工学院的人一直在尽最大努力扭转事态，但事实却是，他们的生活一如既往，而钱学森的生活却支离破碎。
1954年12月8日，钱学森的沮丧在写给弗兰克·马利纳的信中全面爆发：
你能指望加州理工学院的行政当局会妨碍他们自己的前程（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来求得一个历史的真相吗？在知道历史总是被随时改写之后，你还能相信历史吗？你认为在世界上还有正义和诚实可言吗？你还指望在没有自我公关或不去聘请一个公关人员为你服务的情况下，在美国功成名就吗？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不要再相信这些虚构的东西了！你现在正从事着创造性的工作，干吗让这些琐碎的小事来打搅你？毕竟，如果一个人可以在自己最后的日子里，对着自己的良知说，他给予人类的远比他从人类那里收获到的要多得多，那不也是很好？
又及：我把给你的这封信抄了一个副本，留给未来的历史学家了。
然而，无论是愤怒也好，沮丧也好，耐心等待也好，都没能带来任何结果。1955年的前3个月就这样溜走了。直到6月里的一天，钱学森及家人才在极短的一段时间里躲过了联邦调查局的跟踪，躲进一家咖啡店中。在那里，钱学森在一张从香烟盒上撕下来的硬纸板上匆匆写了一张便条，表达了自己期望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返回祖国的愿望。他将这块硬纸板塞进寄给当时身在比利时的蒋英姐姐的信中，请求她将这张纸条转交给陈叔通，一位身在中国的钱家世交。走出咖啡馆时，钱学森快速地将这封信投入邮筒。他希望，陈叔通可以将他的请求转达给合适的人。
不到两个月后，1955年8月中旬，钱学森的命运最终尘埃落定。尽管最终决定需要经过美国移民局官员的审批，但他们并非独自作出这个决定。这也不是洛杉矶和华盛顿之间进行的高层会谈的结果。事实上，在与之相关的备忘录被传至美国政府最高一级的总统办公室之后，在距华盛顿千里以外的瑞士日内瓦，在一张话题焦点与钱学森的生活、工作和被指控事件完全无关的谈判桌前，与他命运相关密切的这一项决定才正式公诸于众。
[1] 张纯如原书中数字为105名，经查证，应为205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