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团不去北京，大家颇为失望，大概团部为了安抚军心，颁下一套说辞，各位班长异口同声告诉我们，六团此行由西京长安出发，先到南京，再到以前满洲国的新京长春，一共是三个京城，北京去不去又有什么关系？
陕西本土生长的新兵，偷偷地问我西京到新京有多远。我说不知道。今天我为了写这篇文章，特地翻查资料，掌握了一些里程数字，我们由陕西宝鸡出发，由宝鸡到西安，一七三公里。由西安到徐州，八六○公里。由徐州到南京，三四六公里。由南京到上海，三○九公里。然后海军把我们运送到葫芦岛，一三八四公里（七四七海里）。由葫芦岛到沈阳，二九三公里。沈阳到长春，三○五公里。一共是三千六百七十公里。
那时，我们渴望和平。到了南京，第一件事情是看报，队伍入城，我沿街向卖报的报童买了几份日报，没想到买报这么方便！进了营房，全身披挂未卸，站在窗下打开报纸，恍如与世界重逢，心情激动。那时东北是世界注目的焦点，报上说，国军收复沈阳之北的重镇四平街，考其时为五月十九日。国军继续向北推进，占领长春，那是五月二十二日。这一段时间，史家称为东北国军的巅峰期。二十三日，国民政府蒋主席飞沈阳视察，那时我有个可笑的想法：你怎么不等我们到了沈阳再去视察？我们是你的禁卫军、是你的内层保障啊！六月六日，蒋氏对东北国军下达停战令，我们已在上海。我们在南京逗留的时间，大致可以推算出来。
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占领东北，苏军撤退时把东北移交给共军，国军接收东北，事实上就是与共军作战。我关心东北，那是我即将前往的地方。我关心山东，那是我的故乡。抗战胜利，日军退走，山东百分之九十的面积、百分之八十七的人口由中共控制。一九四三年，蒋氏判断错误，下令撤回驻在山东敌后的国军，实际上放弃了山东，他并未料到一年以后日本投降。国军接收东北，陆路难通，必须聚集在北越的海防等美国军舰接运，有人怪他从温暖的昆明调军到严寒的东北作战，两地气候差别太大，官兵难以适应，可是他有什么选择？运兵的航线绕过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也就是经过南海、东海、黄海入渤海湾，路程到底有多远，我一时没法计算。若不是盟军指定中国接收北越，给了这么一个出海口，国军也许闷死在崇山峻岭里。可是共军由山东半岛出渤海到营口，二一七海里（四○二公里），到大连，八十九海里（一六五公里），共军坐帆船接收东北，抢在国军前头。
我从报纸上看见蒋氏决心纠正他的过失，他以徐州为中心，部署大军四十六万人，准备向北、向东逐步压缩，打通山东境内的津浦路段。他先派李延年接收，后派王耀武去统领山东军政（老校长李仙洲在哪里呢？）准备以济南为中心向东推进，青岛的守军向西推进，协力打通胶济铁路。战云密布，只待一声霹雳。
那时关内关外，每当共军受挫、国军得手的时候，也就是和平的呼声很高的时候，左派的媒体，中立的贤达，纯真的学人，平时有各种分歧，却在这一点上异口同声，他们奔走呼号，痛陈中国人民在战争中所受的痛苦，催促国民政府大幅度让步谋和，表现了惊人的执著和热情。他们坦率大胆，指着鼻子骂人，抗战八年，几时见过这般不留情面的言论，简直让我慌了手脚，即使是汪精卫政府指责重庆政府，也比这些文章客气三分。（两年半以后，李宗仁主政，向共产党求和，这些人却全部保持沉默，并未对中共提出类似的要求。）
想出现和平，需要双方罢手，想双方罢手，需要有人调停，美国总统杜鲁门派来的特使马歇尔将军已在中国辛苦工作了半年。马营听训，朱连长几次提到“马帅”，这马帅是个“吗帅？”（什么帅）他没细说。人到南京，耳聪目明，马帅者，马歇尔元帅也，他是美国的五星上将，大战中担任陆军参谋长，有运用组织和谈判的才能，长于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化不可能为可能”，增加胜算。他又是一位战略家，运筹帷幄，高瞻远瞩，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和杜鲁门总统倚为左右手。盟国对他的尊敬，美国民众对他的信赖，都可以用“极高”来形容。所以杜鲁门总统任命他做特使，调停国共冲突。
半年来，马帅的工作并没有多大进展，他压迫国民党让步，换取中共的信任，所以国民党人不喜欢他。他又执行美国的政策，协助国民政府接收日军占领过的沦陷区，所以共产党人也不喜欢他。自古“调人”总是两面招怨，马歇尔正陷入窘境。他首先要促成“停战”，停战先要“停火”，他希望国军共军都在原地按兵不动，谁也别惹谁，等待谈判的结果。可是“冲突”仍然天天有，国共双方抢先告状，都说对方开火进攻，“停战小组”派人调查，哪能查出真相来？何况战线那么长，发生冲突的地点那么多，停战小组的人员那么少。
那时我暗中纳闷：“停火”怎么会那么难？如果派出几批人马，把国共两军第一线的驻地画成地图，如果发生冲突，调查小组拿着地图到出事地点去核对，是非曲直岂不立刻可以判明？这样简单有效的办法，停战小组怎会想不出来？这个问题我一直闷在心里。
那时南京是首善之区，“名牌”报纸杂志很多，《大公报》是一般读者的首选，报道比较中立，新闻常有独家。当然要看《中央日报》，抗战八年，家乡与后方隔绝，《中央日报》就是中央“公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各地抗日游击队等待上级指示，某地官员拿出一份《中央日报》给游击队领袖看，上面写的是游击队就地解散，那些打游击的庄稼汉就消失了。“龚大炮”办的《救国日报》反苏反共，常以通栏破格的大字标题批评政府，耸动四方。《文汇报》格调近似《大公报》，但激昂慷慨有过之，雍容大方则不及，境界低一级，形象小一圈。也看《扫荡报》（《和平日报》），我和它南京结缘，三年后觅食台北，竟有幸进了这家报馆。
我也看《新民报》、《南京晚报》，觉得亲切，后来知道他们是当地的民营报纸，力求贴近市民。我也看上海来的《申报》、《新闻报》，曾在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中屡次看到两报的大名，有崇拜的心情。还有……我什么报都看，唯有中共办的《新华日报》，我不敢看，班长们对我整天看报已经侧目而视，他们一向认为读书看报的兵不可靠，如果我再看中共的机关报，他们将无法忍耐，我自己也觉得太过分了。
各家报纸立场不同，对同一件事各有不同的说法，我觉得十分新奇。在后方，我只知道一个观点，一种长短，对天下事只有一种看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应该仅是家务小事，至于国家大事，应该有大是大非，而大是大非应该由政府宣示。借用今天流行的词语，南京上海的报纸“颠覆”了、“解构”了我受的教育，那时我的确受到震撼。自此以后，我一直留在聚讼纷纭的社会中，没有再回到“一言堂”下讨生活。
八十年代，中共建立的共和国开放对美留学，我在纽约认识一位北京来的留学生，他看到纽约新闻文化界“一件事情、十种说词”，深感苦恼，他又偏要自寻烦恼，到图书馆借出《明报月刊》十年来的合订本，《七十年代》十年来的合订本，挑灯夜读，深入察看，直看得面黄肌瘦，意乱情迷。我是过来人，我把当年的心路历程向他剖析一番，他说他得到很大的帮助。
我们在南京逗留，只是为了一件事：“谒陵”，登上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参观致敬。那时复员的机构、来往的官员、过境的部队都要“谒陵”表示对党国的忠诚，事关意识形态，绝不可缺，大家挂号排队，争先恐后，管理陵园的官员也就有绝大的支配权，管你什么人物，谁敢站在中山陵园的门口放一个屁，个个只有小心说话，我们读历史，都知道守护汉文帝陵墓的小军官，如何侮慢李广将军。宪兵团一向自视甚高，想不到团部的公文无效，要宪兵司令部才行，少校团附拿了司令部的公文去交涉，人家不理，中校副团长出面，也不够看，最后还是团长亲自一行。那时流行一句话：“到了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上海，才知道自己的钱少。”物换星移天不变，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句话已经改成：“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上海，才知道自己的钱少。”然后不断有人增添，例如到了东北，才知道胆小，到了什么地方才知道肾脏不好，等等。
逗留南京，我以为宪兵司令可能来校阅，或者什么人可能来训话，结果没有。我打过游击，见过中共练兵，他们每到一个新地方，总有人讲述当地的民情风俗，定下官兵遵守的事项，宪兵并没这样做（我们进驻东北以后，知道开进东北的五个军都没这样做）。中央大员忙着接收，营连官长忙着带队游览，我忙着看报。每天晚上，他们谈论秦淮河、雨花台、玄武湖，我独自咀嚼读报的滋味。我脱队读报，没人干涉，我把看过的报纸放在墙角，堆成厚厚一叠，今天回忆南京，马上想到一叠报纸，这一叠报纸放在那里，没有任何人去翻动一下。
离开南京，到了上海，我“嗜报”到达高潮。从那时起，我养成看报的习惯，每天早晨没有报纸在手，怅怅然若有所失。后来到台北，我干脆进了报馆，职业与兴趣结合，实在是一大幸事。我曾追述我在上海读报的经验，写成一篇散文：《旧时天气，今日心情》。我一直认为，当你伸手买一份报纸的时候，你已花最少的钱买到最多的东西。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某公司正在推销百科全书，广告说，你只要花六分钱就可以买一条知识。我立时想起，报纸读者只要花一分钱，就可以买六条资讯。我在劝人读报的时候说，“一天开门八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报纸。”
尽管我读报那么专心，尽管我读了那么多报纸，仍有许多事情我不知道。我难以想象，故乡兰陵成为中共的重要据点，临时设置了兰陵县。我知道国军沿苏北运河向北布防，并不知道他们攻入兰陵。我不知道中共从游击队手中夺取临沂县城，史家说，中共从此停止乡村游击战，开始正面进攻城市。我也不知道，中共在临沂设置山东省人民政府，召开“山东军区党政军领导干部会议”，陈毅在临沂严肃地批评了中共干部的“天下太平思想”，他反对“解甲归田”，宣称“自古只有打出来的江山”。我看报只知道中共呼吁和平，高音盖过一切。
我完全不知道母亲已经一病不起，时在一九四五年九月。那时日军投降撤走，中共的老五团过境，中共地方党政干部进驻，管制工作开始，斗争尚未着手。她老人家素有肠胃痼疾，最后病发时，兰陵一带只有中医，没有中药，医师开出来的药方，药店无法配齐。我也不知道，父亲本来决心留在家乡做顺民，他知道逃到外地无法生活，可是他是没落的地主，他读过专科学校，他曾经是孙传芳的幕僚，他参加过国民政府遥控的抗日游击队，他有一个儿子当宪兵，他有一个弟弟是炮兵上校，中共革命，他没有生存的空间。
起初，工作人员对我家还算宽容，称赞我母亲同情穷人，经常施舍，干部组织群众扫街，也因为我家没有劳动力，予以豁免。后来了解，这是拉拢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一个月后，他们突然拘捕父亲，解往兰陵镇北的卞庄镇关押。他已升高为主要敌人。
父亲羁押期间，任何人不得探视，堂弟东才几番送去衣服食物，也没到父亲手中。干部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对父亲的素行展开细密的调查，乡人都说他没有劣迹，只好放他回家，这是中共的民主作风。后来了解，中共的调查其实是对群众的教育，劝说乡亲依靠人民，鼓励他们站稳立场，大义灭亲，为下次的拘捕审讯做准备，这是中共的专政原则。父亲细密谨慎，他在多次疲劳审讯的问话中窥见中共的鸿图远略。
父亲回到家中衰弱疲惫，说话用气音，别人慰问，他只摇摇手，想象中他吃了苦。母亲逝世，父亲又遭拘押，十岁的弟弟和十二岁的妹妹由邻家勉强照料，也受了很多苦。说到受苦，这并非开始，也不是结束，以后许多年，家人聚居台北，每个人的苦自己藏在心里，谁也没说，谁也没问。当年母亲卧病的日子，我在异乡，十二岁的妹妹侍奉汤药，清洗秽物，还要每天做两顿饭，十指粗肿，后来见面，她没叫一声苦。多年来我们形成共识，不让家人复述痛苦的遭遇，我们能想象，能体会，但是未必能互相承担，每一个人所以受苦，对方多少是个因素，家庭是个奇怪的组织，如果不能互相增加幸福，那就要互相增加灾难，我是长子，我知道自己要负最大责任。
随着鲁南战局的发展，共军退出兰陵，国军进入兰陵。然后，随着鲁南战局的发展，国军又退出兰陵。那天天气炎热，父亲带着弟弟、妹妹到大门外路旁边乘凉，看见国军大队出行，好像撤退的样子。他上前向一位“老总”求证，那时国军保密训练不足，“老总”对他说了实话，父亲当机立断，左手拉起他的小儿子，右手牵着他的小女儿，紧紧跟在国军的队伍走出去，他老人家一生谨慎周密，唯恐国军前脚走出，共军后脚进来，中间不留空隙，他也唯恐国军出城以后，中共地下人员紧闭城门，禁止出入，机不可失，他没有回到深宅大院里去多拿一件衣服。这时候，母亲已经逝世了，当父亲被捕的时候，母亲就已经离开人间，她没受到种种试炼，上帝释放了她，她释放了丈夫和儿女。
这一老两小徒步来到徐州，夜色昏黑，想到继祖母处落脚，五叔给继祖母租了房子，留下生活费用。继祖母总算让他们进门，并不问他们吃过晚饭没有，教他们睡在客厅的泥土地上。父亲一夜未曾合眼，继祖母在隔壁卧房里也一夜没有住口，她抽着旱烟，数落父亲没有出息。好不容易天亮了，这一老两小仓皇辞出，流浪街头。
天无绝人之路，他们也遇见天使。那时徐州乡下有一个地主，托人找私塾老师教他儿子读书，塾师住在他的家里，由他供给三餐，没有现金报酬。父亲前往面谈，要求子女同来，那地主勉强同意只带一个女儿。无可奈何，父亲另想办法安置儿子，那时常有难民夫妇双亡，教会收容遗下的孤儿，父亲带着弟弟前往，执事人员认为孩子还有父亲，条件不合，后来知道孩子的母亲是谁，破例答应。我母亲支持兰陵教会，接待四方传道人无数，结下善缘。弟弟在收容所里常常挨饿挨骂，夜间睡在地上，老鼠咬他的耳朵和脚指头。这一段生活经验，弟弟很久很久无法忘记。
依情理推想，父亲终于断然出走，想是因为外面还有一个儿子吧！对于他老人家，我仅是空中的一根游丝，却也是他的一线希望，这根游丝也许能变成一根绳索，或者一个救生圈。也许真有心电感应，这根游丝由西北山区飘起，朝着他老人家飘来，稍一偏差，飘向东南沿海，在南京上空飘荡，在上海上空飘荡，又转一个大弯儿，飘到沈阳。飘来飘去，还只是一根游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