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南京，另一个主要画面是一群难民。
我们临时住在空置不用的库房里，那是日本人建造的库房，一排一排，占了相当大的面积。这么大一座仓库，想必存放了很多物资，我们来时，库房干干净净，可以说寸草不留，屋顶下孤零零拉着一根电线，稀落落挂着几个安置电灯的螺旋窝，没有灯泡。那时距日本投降十个月，“接收”还是热门新闻，接收人员常常侵吞盗卖敌伪物资，这些人有后台，胆子大，可以把一座一座仓库搬空，因此京沪报纸把“接收”写成“劫搜”。面对空空的库房，我对这个新词有深刻的体会。
第一件事情是买灯泡。特务长从没见过灯泡，好歹找到电料行，店员问他“几度”，他怔住了。幸亏店员懂得怎样做生意，问清楚用途和使用的场所，替他作了主张。我还记得，一个灯泡的价钱是法币两百元，很贵。
各排领到灯泡，都不知道怎样安装，李戬排长料到我们有困难，前来察看，他在重庆读宪兵学校，接触过都市文明。他亲手把灯泡装上去，仓库的屋顶高，他的身材又矮，我们出去到处找凳子，好不容易弄到一把椅子。
他吩咐我们不要去碰那些灯泡，“触了电，就像天打雷劈！”他的声调很夸张。以后一连多天，电灯昼夜亮着，没人知道怎样把它关上，连长和值星排长偶然来过，都没有对电灯表示任何意见。
我们在南京大约停留了一个多星期，然后去上海，整队出发时，有些灯泡已经烧坏了，玻璃球上蒙着一层黑雾，有些灯泡没坏，还迎着太阳发光。特务长带着勤务兵，搬来椅子，不分好坏，把灯泡一个一个取下来（他现在学会了），装进面粉口袋，郑重其事。烧坏了的灯泡还有什么用？我觉得奇怪。后来知道，那时灯泡也算财产，凭废品报销，机关部队迁移时，照例把灯泡取下来带走。你的新营房、新办公地点一定没有灯泡，你得交出废品，添购新品。
闲言带过，按下不表。且说库房连着库房，我们的邻居是苏北逃来的难民，苏北有大片土地已经解放了。我对这些难民发生极大的关切，他们为什么要逃出来？中共究竟在做什么？为什么要那样做？苏北鲁南，地理环境相同（一度有人主张把它们合并了，单独设置一个行省）。社会结构相同，战后的情势相同，中共在苏北怎样做，也会在鲁南怎样做，了解苏北，也就间接了解鲁南。
我去访问这些难民，我担心，像我这样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排斥我。我走进他们群居的库房，表白来意，他们把我围在中间，热情接待，好像一直等着我。他们齐声诉苦，日本虽然投降，政府并未接收苏北，害他们流离失所。他们递过三次陈情书，请求政府派大军北进，赶走共军，没有回应，索性派出代表到国民政府请愿，警卫部队把他们轰回来。
他们误会了，看我穿着军服，以为我是政府派来的工作人员。我赶紧声明，我是一个作家，我来找材料写文章。他们的热情并未冷却，他们说，中共在苏北做的事，南京人都不知道，他们曾经把《中央日报》的记者请来长谈，一五一十告诉他，可是《中央日报》一个字也没登。《文汇报》登他们的消息，说他们这些难民是家乡的恶势力，家乡人不欢迎他们，所以他们在家乡不能立足。“《文汇报》根本是胡说八道！我们写信去更正，也是石沉大海。”他们在南京的感觉是不见天日，非常希望有一支笔为他们拨开阴霾。他们问：“你的文章能在《中央日报》登出来吗？”我说能登出来。“你的文章能在《文汇报》登出来吗？”我也说能登出来。无可奈何，我欺骗了他们。
大家争先发言，有人出来维持秩序，请一位绅士模样的老年人先说。他透露的讯息是，抗战时期，中共“团结各阶级共同抗战”，大家相处得很好。不止一次，中共在根据地开会筹款，邀请住在城市里的大商人和大地主参加，他们瞒着日本占领军前往，要粮出粮，要钱出钱，中共对他们亲切友善，而且满口赞许。抗战胜利，日军撤走，共军前来接防，都变了。这位长者说，他百思难解，昨天共同抗战，今天怎么就反目成仇？
老者说，中共刚来的时候，大家还想攀交情，讲斤两，但是那些人一出手就把地方上一个有名望的人杀了，家产也抄了，日军占领期间，这人做日本人和地方的中介，暗中又为国民党设置的江苏省政府效力，那些人说他既是汉奸，又是国民党特务。抗战八年，地方士绅迫于形势，个个都是两面敷衍，也可以说个个犯了同样的罪，现在拉出一个来祭刀，其他的人都吓坏了。再加上那些人虽不杀你，却派人到处调查你的罪行，人人服服贴贴，不敢大声喘气，那些人无论办什么样的事，也就一呼百诺了。
一个中年人自我介绍，他说他是地主，中共来了，成立“姐妹会”，把各家的妇女组织起来，每天开会上课，教她们识字，分派工作，给解放军战士做鞋，干部对她们反复申说：女人受男人压迫，受封建社会压迫，女人要联合起来，争独立，争平等，跟男人算账。又成立“儿童团”，把各家的孩子集中在一起，每天和孩子谈心，引孩子说出父母的言谈行为和交往，训练孩子放哨、站岗、监视出入行人。妇女、儿童都是清早出门，夜晚回家，这样一来，他的家庭就分裂了，他完全陷于孤立。那些人又把佃农组织起来，教佃农知道地主有罪，地主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大家要觉悟，要联合起来打倒地主阶级，把土地财产夺回来。这位小地主一听，大事不好，趁着妻子将信将疑，趁着儿女对父母还有几分依恋，也趁着佃农对他还有几分温情，连忙带着妻子儿女逃出来。
座中有一个中学教员，他的经验又与别人不同，他不是地主，不是资本家，不是国民党员，也没当过汉奸，自己认为可以留在家乡活着。可是他有一个女儿，他为女婴请过一个奶妈，中共来了，这位奶妈一跃而为妇女干部，开斗争大会，昔日的奶妈指控雇主剥削，她的奶水本来应该喂养自己的孩子，却被特权阶级抢夺。中学教员俯首认错，原以为可以过关，夜晚，有位家长偷偷地通知他，第二天还要继续开会，奶妈将提出新的控诉，不但中学教员的孩子吃她的奶，那中学教员也吃他的奶，意思是性骚扰，甚至可以解释为逼奸。教师一听，这样如何担当得起，也急忙连夜逃出来了。
斗争大会又是怎样运作的呢，透过一个难民的遭遇，可以大致了解。这人是地主，是国民党员，他的儿子在国军里当连长，他是反动分子家属，干部选定他教育群众。这人有个习惯，常到树林里散步，干部给他设定了一个罪名，借树林掩护，跟国民党特务联络，传送情报。怎么发现的呢，干部鼓励大义灭亲，由他的弟弟检举，他跟这个弟弟同父异母，小时候，弟弟受他欺压，怀恨在心。如果拒绝检举，哥哥株连弟弟，一同定罪，如果弟弟“站在人民的这一边”，登上斗争台，表现得很积极，不仅免罪，也出了胸中这口恶气。弟弟知道怎样选择。
大会开始，被斗争的对象捆绑上台，干部派人沿街敲锣呐喊：“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全村集合，称为人民公审。干部对群众平时有训练，临事有布置。那年代，国军盛行“抓壮丁”，抓走了村中一个青年，从此没有消息，父母伤痛，不必细表。经过干部的一番“思想工作”，壮丁的父母登台控诉，多年的悲愤喷射出来，干部布置的“积极分子”抓住时机，高呼口号，狂热反复回增感染，许多人轮流上台揭发国军官兵的罪行，一时之间，那些罪行都好像是某连长的罪行，某连长的罪行也就是他爸爸妈妈的罪行。全场唯有干部和核心工作人员是冷静的，他们暗中记下谁没有呼口号，谁呼口号的声音太小。如果有人奋身忘我，自动冲上台去，给那连长的爸爸两个耳光，朝他脸上吐两口唾沫，那才是干部们最满意的镜头。高潮迭起之后，干部上台，请“人民”决定罪刑，群众高呼“枪毙他！活埋他！”斗争大会才算圆满成功。
如果群众的反应迟疑敷衍呢？这是“群众的觉悟不够”，事情缓一缓，先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然后再开会斗争公审，决不勉强。禁止包办，禁止代替群众决定。“形势比人强”，价值标准一旦形成，自然有人揣摩运动的需要，自动献身配合，参与者互相竞赛，热忱步步上升，不但可以义正词严揭发别人，也可以痛哭流涕揭发自己。五十年代台湾盛行反共文学，很多小说把中共干部写成暴躁专横的杀人魔王，我曾告诉他们，中共不是这副模样，干部在“运动”中很冷静，杀人十分慎重。这句话说得太早了，他们听了目瞪口呆，第二天“线民”找上门来。
中共究竟派来多少枪、多少兵、多少干部呢？它怎么能把你们控制得这样严密呢？他们说，军队并不插手，军队只是创造一个环境。外来的干部寥寥数人，他们就地取材，每一个村镇、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人，没受过教育，没有职业，没有固定收入，这些人心里有无限委屈。大户人家瞧不起这些人，可是又怕这些人，大户人家的尊严，也不过是“隔着一层窗户纸，好歹别戳破了”。干部先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手里就有了“硬”的，这些人敢作敢当，“赤脚的不怕穿鞋的”，破坏旧秩序是他们的一大乐趣，干部用他们打前锋。地主士绅不管他以前是何等样人，一旦被这些冲锋陷阵的人拉下马、揪上台，另外那些需要自保的人，就按照干部的“教育”站出来，表示自己的觉悟。这些人虽然觉悟了，可是过了这一关过不了下一关，下一次轮到他上台挨斗，再演一出墙倒众人推，戏码重复，演员循环。
我和难民一起混了三天，用他们提供的碎片，拼出大略的图形。中共要彻底改变这个社会，第一步，它先彻底扫除构成这个社会的主要人物，这些人物的优势，第一是财产，第二是世袭的自尊，两者剥夺干净，精英立时变成垃圾。人要维持尊严，第一把某些事情掩盖起来，第二对某些事情作善意的解释，中共反其道而行，叫做“脱裤子”，脱掉他的裤子，再重新分配他的财产，他从此必须自食其力，或者沿街乞讨。他的子女已经参加革命，亲友也和他划清界限，他只能自生自灭。南京的难民声声诉苦叫冤，竭力辩说他们的财产是辛苦累积的，他们的素行代代忠厚传家，这些话完全没有意义。干部并非拿着一把秤一个一个称你，他拿着一把大扫帚“一塌瓜子”扫你。
以后几年，我在这方面有更多的了解。我逃到台湾以后，进“中国广播公司”工作，“中共问题专家”某人来电台演讲，嘲笑“人民民主专政”不通，认为三个名词放在一起不合逻辑。那时电台的编撰部门由王健民教授主领，他对我说，中共是用“民主”的方法“专政”，“民主专政”有它实际的内容。
我明白了！这些在苏北发生的变故，也正在我的家乡鲁南发生，我想华北所有的解放区都不例外，南京这些难民的遭遇，也就是徐州那些难民的遭遇。我和苏北的难民共处，时时产生类比推理：有一个老翁，带着两个幼小的孙子，小孙子时常吵闹哭泣，我想起我的父亲。有一个旧式读书人，幸而学过中医，他每天在马路旁边摆摊看病，我想起五姨父。一个教员，每天到夫子庙打鼓说书，他的太太帮场子，他的女儿向听众收钱，我想起潘子皋老师。有一个乡绅，虽然做了难民，仍然天天喝酒，喝醉了，就说要跳进长江自尽，我想起教我唐诗的“疯爷”。后来事实证明，后者前者的遭逢真的差不多。
革命是由浅入深，苏北那些难民能逃出来，证明一切刚刚开始。即使如此，江南人并不相信他们的故事，一个南京人对他们说，“共产党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必要嘛，再说，他们也做不到。”后来革命“深化”，那些故事，“国统区”的人民简直连听也懒得。北方发生的故事，离南方人的经验太远，凡是完全超出经验范围的事，都教人很难接受。大战期间，美国之音对德军说，美国善待俘虏，集中营里吃牛排，洗热水澡，还有俱乐部，可以看电影、打桥牌。美国之音报道的是实情，但是德军听了完全不信，因为德国对待俘虏很残酷，新资讯和旧经验很难融合。后来美国之音只好修改讲稿，把俘虏的待遇说得坏一些。
我读过一个短篇小说，故事大概是，丈夫怀疑妻子不忠，杀死妻子，妻子在被杀的时候反复分辩：“哈利！我是纯洁的！”哈利是她丈夫的名字，她的叫喊当然无人听见，可是行凶现场有一只鹦鹉，后来鹦鹉辗转易主，所到之处它总是喊着“哈利！我是纯洁的！”当然无人理会。家乡人就像小说中的鹦鹉，逃到徐州，逃到南京上海，逃到广州，逃到台湾，一路上诉说“我是纯洁的”，没人注意他们到底说什么。
真奇怪，难民带来的这些讯息，既有新闻价值，又有宣传作用，左派亲共的报纸不登倒也罢了，国民党办的报纸，国民政府影响力所及的报纸，为什么也不登？马歇尔发表谈话，要求国共双方停止宣传仇恨猜忌，那时我从未读到“仇恨猜忌”中共的新闻报道或文学作品。还记得有一次《中央日报》刊出一条“小”消息，说是有一些作家决定以中共的“行为”为题材，创作诗歌小说。这条消息“小”到只有“题文一”，也就是连题目带内文只占一栏，一栏的高度是十个小字，长度也总在十五行到二十行吧！这条消息能够登出来，那些作家显然费了些力气，至于他们的作品，直到大陆撤守，我没有读到任何后续报道。
新闻界元老王新命的回忆录打破了这个闷葫芦，他长期在《中央日报》服务。据他透露，那时国民党中央禁止报道评论中共的行为，营造气氛，为和谈留余地。新闻界另一耆宿雷啸岑（马五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国共军事冲突期间，有一位将级军官阵亡，遗体运回南京，国府中央禁止刊登新闻，禁止军方参加治丧，避免刺激中共，升高对立。蒋氏似乎表现了儒家的人生哲学，他一直用宋明理学对付中共的唯物辩证法，始终没占上风。抗战期间，蒋氏一再批评中共没有信义，阎锡山告诉他，立场相同的人才有信义可讲，国共两党立场相反，你说人家没有信义，人家自己说这是革命。蒋氏爱将、官拜参谋本部作战厅长的郭汝瑰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他的蒋校长曾对中共代表董必武讲“絜矩之道”，意思和“己所不欲，勿施予人”相同。西方人说，国共内战是美式代理人和俄式代理人的战争，我不同意，我看是中国孔孟文化与马列文化的战争，战争结果，中国传统文化失败。一九四九年撤守台湾，国民党“痛改前非”，这才放手推出“仇恨猜忌”的文宣来。
六月二十三日，我在上海，“上海人民和平请愿代表团”晋京请愿，他们在南京下关车站下车，苏北难民冲上去，见人就打，把团长马叙伦打了，把女代表雷洁琼也打了，连新闻记者和看热闹的一个女子也挨了打。此时我们在上海等船北渡，我读各报的新闻报道，一点也没觉得意外。打人当然是大错，这是评论，若要客观分析，那些难民怨气冲天，情绪极易冲动，“和平请愿代表团”的言论倒向一边，措词又十分激烈，并不能增加难民的理性。我相信难民到下关车站阻挠请愿，出于自发，我也不怀疑特务人员混杂其中，煽风点火，国人口诛笔伐至今未息，国民党应该完全承受。但是，我还要说，“和平请愿代表团”的成员都是高等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国家的智慧，南京请愿一行，他们也的确没有好好地扮演他们应该扮演的角色。
过了几天，我们离开上海，前往沈阳，那时沈阳是一个没有难民的地方，新锣新戏，另有一番忙碌。我仍然天天看报，偶然看到苏北逃往南京的难民增加了，偶然看见上海也有苏北的难民，冬天到了，偶然看见苏北的难民冻死了几个。咳，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