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六月，我们逗留上海，等海军派船开往东北。解放区当道，关山难越，我们要走海路。
我们住十六铺码头，靠近苏州河和黄浦江，过河可到上海著名的三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步行稍北，就是有名的外滩。十六铺码头罗列着非常大的仓库，库房一栋连一栋，一律平顶，团长训话，拿这一片房顶代替操场。好大的仓库！好大的上海！我们在库房里搭地铺，工程师把江水引到门前，我站在库房门口可以看见工人卸货。什么地方装了扩音喇叭，呼喝号令，指挥工人，清闲的日子转播广播电台的流行歌曲，常常听见周璇唱“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
踏进上海，没忘记南京，南京是古城，上海是洋场，南京看古迹，上海看百货，南京官大，上海楼高。南京上海都有柏油路，都有自来水。上海是左翼作家集中射击的箭靶，闸北的工厂，外滩的银行，四马路的妓院，罪恶丛生，黑幕重重。我读过夏衍的《包身工》，老舍的《月牙儿》，茅盾的《子夜》，也读过一些短篇小说，反抗封建家庭的青年流落上海，跳进黄浦江自杀。抗战时期上海号称孤岛，做流亡学生的时候唱过《孤岛天堂》：“孤岛是困苦颠连者的地狱，孤岛是醉生梦死者的天堂。”尽是贬词。我一脚踏进上海，觉得上海宽敞清洁，好像不是可怕的地方，马路上人来人往，衣服干干净净，嘴唇红润，眼睛明亮，比华北的乡下人活得有精神。
我爱自来水，在家乡，饮水多么难，挑水多么苦，我干过挑水的活儿，曾经掉进井里。曾经看见乡人凿井寻水，昼夜挖掘，结果汗水比井水多。曾经看见山区的居民打水，井深，井绳长，自己挑着水罐，却用一头驴子驮着井绳来去。乡下小媳妇的重担：一是推磨，二是挑水。少林寺小和尚苦修：一是打柴，二是挑水。八路军收揽民心：一是唱歌，一是挑水。大上海神通大，你只消伸出三个指头，轻轻转动龙头的旋钮，清水就哗啦哗啦流出来，要多少有多少，听那哗哗的水声真有些心疼，几乎流下眼泪。
我爱柏油路，平坦宽阔，没有坑洞，没有石头，没有牛屎马粪。一眼望不到尽头，房屋和树木都排列两旁，不来阻挡。下雨天想起柏油路的好处，哪像家乡的泥巴路，一脚踏下去，泥深淹没到脚脖子，泥水脱掉你的鞋子，脱掉你的袜子，脚上免不了留下伤口，泥水里藏着铁钉子碎玻璃。晴天想起柏油路的好处，太阳光的热度藏在柏油路里，柏油路软软的，隔着你的鞋底轻轻地烫你的脚底板，像针灸一样，某种舒适贯满四肢，哪像河南的黄土路，飞沙扬尘，几乎要活埋几个人。忙里偷闲，柏油路上走走，真觉得到了外国。
我对自己说，假如可能，我愿意今生永远住在有柏油路和自来水的地方。只要有柏油路和自来水，大概也会有医院、市场、车站、邮局，也会有报摊、书店、学校、教堂……没有医院车站、没有书店学校的地方绝不会更好。
那时候我也意识到，如果做了作家，为了发表和出版方便，为了和同行交往观摩，为了及时得到信息，大概也必须寄生在都市里吧。三十年代，“中国作家的一半”住在上海，鲁迅、徐志摩、郁达夫、郑振铎、施蛰存……国民党元老陈果夫寄居上海，读到左翼作家的作品，发现文艺可以凝聚意识，推动思潮，国民党这才有文艺政策，有文艺运动。这件事影响千万人，后来我也是其中一个。
必须记下夏丏尊，他写过许多文章指导青年写作，我深受影响，后来他一度是我摹仿的人物。这年四月二十三日，夏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六十三岁。我到上海读到纪念他的文字，有一则轶事说，每逢闪电打雷的时候，他总是躲在床底下。他随大人一同看戏，台上演出石秀杀嫂的场面，他低下头去等它演完。他去世早，也去得及时，如果长寿，他怎么面对以后现实世界的震撼和杀戮。
对了，别忘记张爱玲。我在上海读到有关张爱玲的消息，抗战胜利，政府审判汉奸，其中一项叫文化汉奸，张爱玲受到牵连。那年代，左翼批评家把张爱玲的小说贬为迎合小市民口味的流行故事，大家并不怎么看重她的作品，我那时喜欢看与法律有关的新闻，欣赏张爱玲为自己辩护的经过，基于法律观点，我支持她，一直没忘记她。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张爱玲早已跃居中国现代最好的小说家之一，与鲁迅、沈从文相提并论，压倒茅盾、老舍、巴金。她的语言风格和观察人生的角度，引导许多作家摹仿，形成风气，多少人写文章记述她、讨论她，怎么也读不完。我也写过一篇《如此江山待才人》，其中有几句话，当时与众不同，事后各家袭用。
我们到京沪时，日俘日侨犹未遣送完毕，京沪已嗅不到战争气氛，看不到中国受害的痕迹。“南京大屠杀”受难人数有争议，大屠杀确有其事（纳粹德国希特勒屠杀六百万犹太人，数字也有争议，大屠杀也是事实）。总得留个万人坑给我们看看，竖个纪念碑给我们读读，怎么会没有。民国廿一年（一九三二）一月廿八日，日军借口一个和尚被殴伤，攻击上海闸北天通庵驻军，打了四十多天，史称“一·二八”战役。民国廿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对日抗战正式开打，八月十三日，国军五十万将士在上海布成血肉长城，与日军对决，死伤近半，史称淞沪战役，总得有个古战场给我们凭吊一番，怎么也没有。
日本投降，盟军占领日本，把日本政府的战时档案运到夏威夷，交给夏威夷大学整理，杨觉勇教授主持其事。后来杨教授受新泽西州西东大学罗致，担任亚洲系主任和远东研究院院长，并成立双语教学发展中心，负责编写中文、日文、韩文的教材，我在他指导下做中文编辑。他对我说，日本战时档案极多，美国联邦政府拨款极少，任务难以完成，他曾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建议，他聘用中国的历史学家参加工作，由中国政府资助酬劳，这些来自中国的学者，工作之余寻求中国需要的资料，这些资料对日本的战争责任、战时国军的贡献、战后日本的赔偿都很重要。国民政府主持对日外交的人答复他，中国对日本不念旧恶，无须搜集这样的资料。
想想日本的做法：美军用原子弹轰炸广岛，造成空前的破坏与死亡，战后美国协助日本复兴，重建广岛，日本政府精确地记录了广岛受害的程度，特别留下一些废墟和树林残骸，让国人、也让世人触目惊心，没听说因此妨碍了日本和美国的邦交。
那时京沪人士歌舞升平，我们是潮流中的泡沫，浪花怎样、泡沫也怎样。以我而论，南京时只关心大局，到了上海，注意力就分散了，音乐家大力挞伐“黄色歌曲”，引起我的兴趣。
那时歌曲分“艺术歌曲”和“流行歌曲”，大部分流行歌曲视为“黄色歌曲”。这个名词源自“黄色新闻”，十九世纪，美国出现低级趣味的报纸，用黄色纸张印刷，被称为黄色新闻，延伸出黄色歌曲、黄色小说。黄色新闻传播色情，挑动情欲，那么黄色歌曲的含义不言而喻。甲方说，黄色歌曲就是靡靡之音，就是亡国之音，“乱世之征其词淫”，“亡国之音哀以思”，要不得。乙方说，“悲喜由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心悲苦，故闻乐而悲。”并非亡国之音造成亡国，乃是国家快要亡了，亡国之音出现。丙方说，流行歌曲对上海人没问题，对“内地人”才有问题，所以问题不在歌，在听歌的人。丁方说，歌曲未唱之前，无所谓黄不黄，只有唱出来才有分别，任何一首歌都可能唱成黄色歌曲，即使国歌也在内。那一场争论真是“横看成岭侧看成峰”，使我“民智大开”。
战时歌曲音调雄壮，唱法朴拙，伴奏简单，歌词内容偏重国家利益、个人责任，它是密封个人欲念的一把锁，而婉转缠绵的抒情歌曲，正是开锁的钥匙。禁欲主义的苦行训练，把热情的哀愁的曲调、华丽的音乐一律视为危险品，我们对黄色歌曲闻名已久，怀有戒心。
我们进南京的那天，路旁商店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歌曲，我停下来听了一会儿，节目报告员介绍，中央广播电台，XGOA，刚才是郎毓秀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我以为这就是黄色歌曲，其实中央广播电台那时不播流行歌曲，郎毓秀的节目是艺术歌曲。我坐在十六铺的库房里看报，外面扩音器源源转播民营广播电台的歌唱节目，那才是真正的流行歌曲，我的肌肉为之放松，心情为之柔和，感官为之舒适，享受欲念也为之上升。那时我们对流行歌曲一无所知，“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同伍的新兵听了一怔：“她说的是什么？”另一个新兵回答：“她说的是钱。”依我们的感受，所谓靡靡之音，白光应坐第一把金交椅，也许可以说只有她当之无愧，她一声“何必呢”教人如何不酥软，一个新兵直叫：“受不了！我像梦遗。”
卢沟桥事变发生，我的家乡有了第一架收音机，我第一次听到广播节目，国民党经营的中央广播电台，正播送《义勇军进行曲》，呼号 XGOA，女声，响亮清脆。八年零十一个月以后我到南京，第一次听到广播节目《教我如何不想她》，也是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呼号 XGOA，仍是女声，响亮清脆。这里面有什么象征意义吗？时代把平时生活变成战时生活，转了一个大弯儿，又把战时生活变回平时生活，人如何在平时生活中仍然保有战时生活的优点？战后的大上海，除了有人辩论是否限制流行歌曲，还有人辩论是否禁止跳舞，是否劝阻妇女化妆，无非都是在思考这个问题而已。上海人认为这些辩论真可笑，有人问：“女人不要化妆？难道房子不要粉刷？”一个商人告诉一个军人：“我必须跳舞，正如你必须出操上课。”
这个问题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争论永不停止，“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两句诗简直是一排永远射不完的子弹。一九四九年，台北又对“跳舞”发生辩论，那时党营的广播事业迁到台湾，改组为“中国广播公司”，呼号改成 BED，我总觉得没有旧呼号动听。我考进节目部做资料员，奉命就跳舞问题写一篇对话稿供节目使用。我有从上海学到的辩才和“辩材”，充分呈现正反两面的意见，戛然而止，不作结论，留给听众去裁判。这种写法在当时颇有新意，层峰赏识，把我调到编撰科去写稿，正式成为一个“写作的人”。前后因缘，容后细说。
人人各有所爱，我爱柏油路和自来水，别人爱什么？倘若能够知道，一定十分有趣，可惜当时不懂民意调查。回想当初，应该有人教导我们怎样承受大都会文明的撞击，可惜完全没有。两年零十一个月以后，中共的解放军进占上海，指导员事先告诉士兵，上海是人民的财产，我们要把它从资本家手里收回来，交还给人民，部队入城以后，看见花花世界，内心的困扰可以减轻。共军既入南京，指导员带士兵游雨花台，指指点点告诉大家，这里曾经是刑场，国民党在这里杀害了无数的革命烈士，雨花石上的红颜色，就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指导员在那儿作诗，他也有所本，上级发给他材料。每人每天都有二十四小时，他们的上级在做什么，我们的上级又在做什么！
我们连上有两个新兵都姓周，一个比较胖，人称“大周”，一个瘦小，大家管他叫“小周”，他俩并非兄弟，但彼此互相扶持。有一天，我和小周一同上街，他指着头顶上的高楼大厦说：“你看这楼多高多大，那么多窗户。唉，我只要一个窗户，只要有一个窗户是我的！……”走过几条街，经过银行门外，他像是问我，又像是自言自语：“他们怎么这么有钱！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他爱的是钱。
大周另有所爱，他爱站在百货公司、茶楼戏院门口看女人。唉，我和大周小周都从关中来，初到上海，我遇见女人抬不起头来。关中女子剪裁衣服，一心遮盖曲线，上海女子剪裁衣服，一心暴露曲线，初来乍见，怎么她好像没穿衣服！关中女子的衣服颜色简单，多半全黑、全灰、全蓝，上海女子的衣服多半花花绿绿，几种颜色设计配搭，日光之下全身发亮。上海女子穿高跟鞋，身体的重心后移，前胸张开挺出，走起路来脚步快，腰肢敢扭敢摆，一身丝绸衣料如同春水，细波轻浪，起伏不定。那年代还没听人说过“肉感”，大周说他已经“感”觉到“肉”。
关中人论美女，标准是“细皮白肉”。上海女子如张爱玲形容：“肥白如代乳粉的广告。”董桥形容：“睡过午觉洗过澡的女人，仿佛刚蒸出来的春桃包子，红红的胭脂和白白的香粉，都敷上一层汗气。”那时上海流行旗袍，短袖玉臂，衣衩加长提高，露出全部小腿。好莱坞影星珍哈露说，小腿是女人最性感的地方，我莫名其妙，大周比我早熟。她们结拜姐妹，成群结队，衣饰化妆争新斗艳，大周敢看，他看了个够。
咳，大周不知足，他说，“这样的女人脱光了，搂着睡一夜，第二天枪毙了也甘心。”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悄悄告诉我今天看到多少女人，他一个一个记下数目。他说美女川流不息，一个人瞄一眼，只瞄到她一部分，今天瞄了多少眼，带回来多少个“部分”，再慢慢拼凑成几个完整的女人。他爱的是女人。
那年代，左翼作家耳提面命，教人敢爱敢恨。爱和恨都得付出代价，大周小周都为此丧失生命。那时我们都站在岔路口，我把以后发生的事情先写在这里：我们到了东北，驻在沈阳，大周小周又看见许多繁华，也看见多少人贪污发财。一九四八年，沈阳外围据点尽失，城内粮价一天一夜涨七十倍，粮店卖黄豆面，路边摊卖豆饼，买黑市米要用黄金。大周动了“捞一票”的念头，说服小周合作。
他们交了个坏朋友，辎汽十七团的一个班长，区区班长居然租房子包女人，他们羡慕得不得了。这个班长告诉他们：“如果现在还不能发财，命中注定一辈子穷到底。”发财很容易，他可以提供卡车，宪兵可以提供身份，他们伪造沈阳防守司令部的公文，夜间查封粮栈，没收存粮，以低价卖给另一家粮栈。这个大眼球的大孩子当夜就分到一笔巨款，当夜就抱着漂亮的女人睡了一夜，他说过“死了也甘心”，第三天他就死了。
宪六团有四个宪兵参加作案，三人归案，一人漏网，辎汽十七团二人，全案五人，沈阳防守司令部速审速决，立即行刑。死刑犯游街示众，特意经过六团团部门口，扫尽宪兵的颜面。沙团长拍电报到南京自请处分，没人回电，那时大人物已没有心思处理这等小事，再过四个月，沈阳守军投降，东北的战事就结束了。
且说那个漏网的小鱼，姓李，大约十六岁吧，相貌文秀，说话轻声细语，怎么看也不像个明火执仗的人。一九四八年，他大约十八岁吧，暗恋一个守着摊位卖香烟的女孩，天天去买香烟，香烟一再涨价，到后来他一个月的薪饷只能买一包两包香烟，必须开辟财源。他入伙作案，只是想多买几包香烟而已，并无大志。他们“抢”了粮店之后，他越想越怕，仓皇摆脱伙伴，悄悄躲起来了。
他往哪里躲？他常常买香烟，卖烟的女孩明白他的来意，沉默以对。有一天，女孩流下眼泪，对他说抽那么多香烟伤身体，劝他戒烟。其实他买了烟自己不抽，拿去分送给伤兵了，这就跟那些伤兵有了交情。那些伤兵把他也打扮成伤兵，藏在伤兵医院里，躲过缉拿。直到四个月后，共军接管了沈阳。可是以后？以后呢？
“由西京到南京有多远”？他们的问题犹在我耳边，我已经知道答案。“由沈阳到天堂地狱有多远”，谁能答复？那时一个大兵，即便是宪兵，也没人照顾他们的灵魂，没人来教他们读书识字，没人来教他们念经祷告，没人来陪他们唱歌下棋，没人告诉他们怎样一步一步上进，他们能有多少定力、多少良知来抵抗罪恶的污染？他们又有几条命来偿付天地不仁？再过一年，全国解放，通信的障碍拆除了，他们的父母天天等待游子的消息，“时间”要用多少岁月来慢慢杀死“希望”？